当前全球布局已经成为国内油气巨头海外布局的重要方针，且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效。
如今的中国企业在海外能源领域不光参与上游建设，还参与了产业链、综合运营乃至定价权等各方面，二十年间企业能力获得全面提升。
■本报记者 贺春禄
1993年，中国的石油消费结束了自给自足的年代，开始从国外进口原油。同一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当年中标秘鲁塔拉拉7区项目，开始正式参与国际油气合作。30多位员工奔赴海外开启了日后扩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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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的2003年，中国企业终于在政策层面迎来海外并购发展的春天，时年中国政府正式将“走出去”确立为事关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
又一个十年后，如今的中国能源企业出境并购已形成庞大的规模，2013年中海油更是以创天价的151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尼克森，是迄今为止所有行业海外并购中金额最大的一桩交易。
回顾二十年的海外并购路，中国能源企业的确交出一份较为出色的答卷。但正如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刘毅军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所言：“仅仅总结二十年的经验是不够的，还要梳理出教训。这样才能显现出总结的价值，才能真正做到少交学费。”
全方位出击
目前，以“三桶油”为首的国企海外并购的步伐日益加快，中东、非洲、北欧、南亚等地区已经多有涉足，并向北美、澳洲等地进军。
近5年来，中国企业出境并购较多地集中于能源领域，能源及矿业类企业以1393.93亿美元、占比71%的份额高居并购细分行业之首，且数额惊人。
来自投中集团的统计数据显示，近五年来金额较高的并购案包括2008年中国铝业联合美国铝业以140.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英国矿业巨头力拓12%股份、2009年中石油500亿澳元收购埃森克美孚持有的澳大利亚Gorgon液化天然气项目、2013年中海油151亿美元现金收购尼克森等。
巨额并购案的背后，是近年来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的迅速上升。
2013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超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去年已达到28.9%。当初政府力推能源企业“走出去”就是旨在保障中国能源安全，以解决石油的短缺问题。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周修杰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当前全球布局已经成为国内油气巨头海外布局的重要方针，且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效。
虽然我国对外石油依赖度日益提升，但进口渠道的进一步拓宽保障了国内市场的石油供给。
如去年中石油海外作业产量已高达1.0015亿吨油气当量，到2015年末其海外作业产量目标为2亿吨，预计到2020年海外产量将占公司油气总产量的60%。
刘毅军指出，从1993年中石油参与秘鲁的项目至今，中国企业从收购“油”、“气”再到涉足目前的“非常规”油气，整体迈上新台阶。
“如今的中国企业在海外能源领域不光参与上游建设，还参与了产业链、综合运营乃至定价权等各方面，二十年间企业能力获得全面提升。”刘毅军说。
地区不稳定藏风险
从单纯地找资源到参与各种分工，中国油气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得以大幅度提高，许多民企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今年年初，中国上市企业海默科技以2750万美元价格购买了美国Carrizo公司页岩油气开发项目14.2857%的权益，成为国内首家进入美国页岩油气项目的民营企业。
在企业海外“走出去”的共同努力之下，目前中国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参与了国际油气产业的发展，许多非能源行业的中企也加入了角逐海外并购的队伍。
不过，虽然我国能源行业已拥有了全球布局的基本格局，但是距离掌握整个能源产业核心的部分还有较大差距，如深海项目的参与能力仍然不强。
刘毅军说：“虽然我国在海外能源并购中正处于上升阶段，但面临的风险也很大。”
其中，最大的风险之一便是投资地区的不稳定性。目前我国主要的能源投资领域集中在非洲、中东、南美等地，而这些地区经常处于政局动乱或者经济危机之中。
“经济危机的确给中企进入这些国家的能源行业带来了机遇，但随之而来的风险也非常大。”刘毅军说。
如今年1月，一个伊拉克武装组织曾通过网络发布警告，称中石油在哈法亚油田雇用的两家英国保安企业在主业之余经营“间谍”、“反恐”副业，如果不停止这类活动，将采取“清除行动”。
虽然事后被证实这一威胁只是该武装组织“搞错对象”，但从侧面反映了伊拉克安全局势确实令人担忧。
而同样的危险也存在于苏丹、利比亚、委内瑞拉等国。刘毅军认为，今后一段时间这些地区将进入风险集中爆发期。
因此，他建议今后中企在海外投资时应当注意与国外大型油气公司进行合作，布局时倾向稳定的发达国家与地区，使之与在非洲等地的投资达成平衡状态。
而从近来中海油成功收购尼克森可知，能源巨头们正试图将目光从非洲、中东转移至发达国家与地区。
人才是关键
从近年来激增的海外能源企业并购金额可知，中企出海的速度与规模可谓“一日千里”。在这种发展迅速、资金充裕的情况之下，许多并购项目从上马到签约时间过快，导致项目论证出现不严谨以及过于仓促等隐患。
刘毅军表示：“这种快速推进导致项目的收益率降低。虽然当前中企并购整体而言取得不错的成绩，但有相当一部分亏得很厉害的小项目被掩盖了。”
这种论证速度过快与不严谨恰恰反映出相关人员的不专业与能力的缺失。刘毅军认为，如何培养人才是二十年中国能源企业海外并购中所得出最核心的问题。
由于海外并购往往涉及到跨国跨地区的谈判与经营，因此高级人才的培养与建设显得尤为突出。
能源项目由于“盘子大”，往往会出现溢价较高的现象。周修杰认为，这反映了企业相关人员的谈判技巧、竞购策略尚有待改善。
他表示，中企内部人员是否熟悉当地法律法规、是否具备较高谈判议价能力是决定并购成败的关键要素，这也是国企海外扩张过程中学习到的最为宝贵的教训。
“谈判成功后，要找到熟悉当地文化并且能驾驭项目的能源领域管理人才，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刘毅军感慨道。
投中集团分析师万格还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从投行的角度看，有许多中小企业在出境收购时不聘请买方顾问、尽职调查不充分、只关注并购交易价格而不关注并购后融合效应，这些均亟须国内投行提升买方并购业务水平。
“过去我们只是参与能源企业的一个项目，现在铺的摊子太大，涉及到管理等各方面，涉及的地区也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特别要注意的是，许多民企涉足能源并购时的项目都不算大，所以一定不能忽略小项目，这是非常关键的。”刘毅军说
(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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