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风暴起，跳槽正当时。 图/CFP
上海金融团纽约招聘会的火爆场面。 图/《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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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在往日，在世界金融的心脏华尔街，面对台下的金融精英们，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施海宁自己都不确认，当他笃定地说出“上海这个舞台的延展性很好，这是在华尔街都无法办到的”时，究竟会是收获不屑还是嘲笑。
但是，在这个被经济危机席卷的异国冬天，他的话却如至理名言般被潮水般的应聘者所验证。
2008年12月5日至16日，在经历了三天一座城市的周转，累计41小时的长途飞行之后，“上海市赴英、美招聘中、高端紧缺金融人才工作团”顺利完成使命。上海市“海外人才采购”计划亦暂告段落，初步战果是从伦敦、芝加哥、纽约捧回的三百多斤简历。
渐行渐远的美国梦
“如果你知道船就要沉了，干嘛不赶紧换条船？”
2007年年初，次贷危机点燃了金融风暴的导火索，如同多米诺骨牌，随着一家家“百年老店”轰然倒下，华尔街的裁员大幕正式拉开。
至今，20%的华尔街员工失去了工作，仍有大约4万的华尔街精英即将或正面临着解聘的遭遇，倘若再加上针对华尔街金融机构的服务业，失业人数可能高达12万。
根据美国的《劳工法》和《移民法》，美国公司在裁员时优先保障本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就业权。那些持H1B签证（短期工作签证）或正在等待绿卡的外籍“员工”首当其冲感受经济危机的彻骨寒冷。
一位在华尔街成功创业二十年的华裔人士、Beyondbond公司董事长TedHong表示，华人管理者更容易被裁掉，“能够做到管理层的华人，本来就很少。由于文化差异、国家背景等因素，一旦发生危机，华人管理者的位子就会坐不稳”。
在美国呆了8年的周明很认同这一看法，金融风暴前，他的工作一度惹人羡慕，年薪30万美金，五大投行之一贝尔斯登投资银行资深高级顾问，最重要的是他只有32岁，娃娃脸上还有几颗青春痘。
声名显赫的贝尔斯登一周内破产了，“像做了一场梦。”他说。他虽然换到了摩根大通的相同职位，但现在却羡慕那些早两年回国的朋友和同事。
“周围的很多人失业了，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北美投资协会的会长张子成告诉记者。他的协会有三百多个会员，在美国华人金融圈里颇具影响力。
现在，简历已经在华尔街漫天飞舞。“如果你知道船就要沉了，干嘛不赶紧换条船？”
“更关键的是，未来几年，美国的GDP肯定是负增长，情况不会太好。”他一脸忧虑地说。
时移势易，华尔街精英们的“美国梦”正在渐行渐远。不过，华尔街同样是信奉“树挪死人挪活”的地方，“美国梦”的破灭并不是世界末日。
宏观环境相对稳定的中国似乎成了国际金融精英们冀望的避风港。“中国政府现在在国外的形象非常好。”仁人成功网的CEO刘武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谈到这个话题，境外媒体普遍认为，中国有能力抵御这场风暴，甚至很多海外媒体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很可能成为这场金融风暴中的最大受益者。正因如此，促成了众多华裔归国的念头。
罗杰斯的提醒
“每当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危机时，上海总是受益者。”
上海，这座志在打造世界金融中心的城市，早已坐不住了。
一直以来，金融人才的匮乏困扰着他的主政者，2007年初，在经济危机来袭前的上海人代会上，上海高层官员就曾专门就吸纳人才问计与会代表。并没有人能给出立竿见影的良方。
金融危机甫一开始，上海政府一官员告诉记者，他们就在思考历史上历次经济危机和上海崛起的关系。
英国金融专家罗杰斯的一番言论被挖掘并几成沪上官员的“圣经”，他说，“每当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危机时，上海总是受益者。”
历史给出了印证。1929年至1933年，西方经济大萧条，巨额资金都撤到上海来投资，上海的十里洋场繁华正是那时开始，如今外滩边的和平、锦江等大楼都建于彼时。
1980年至1982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上海开始大兴土木，外资源源不断流入上海。
1997年，亚洲出现经济危机，由于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阵脚未乱，也正是那几年，外来投资节节上升，上海浦东迎来发展契机，陆家嘴金融区的地位就此奠基。
这位有着众多中国追随者的“外脑”不吝智慧地提醒着上海的主政者，“目前西方出现危机，银行倒闭，但是私人手里的钱还是很多，它必须被运用，目光都往东方看，而最保险可靠的是中国。2010年上海举行世博会，我估计，西方人士会争先恐后地前来，这又是上海展现自己的一次最好的机会。”
机会真的来了吗？这些城市的管理者所谓的机会不仅仅是资金，更是人才。
“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的时候，张江就抓住了契机，吸引了大批硅谷的留学人员到浦东、到张江创业。现在那么多金融机构陷入危机甚至倒闭，这对我们集聚金融机构、吸引金融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是有利的契机，我们要很好地利用和把握。”早在9月份，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徐麟借着一次党校讲话，流露出了海外揽才的最初念头。
也是从这时开始，上海市和浦东新区的一些官员即陆续前往纽约、伦敦考察，一方面了解金融形势的变化，另一方面为上海的“采购人才”计划做准备。
浦东新区金融办常务副主任施海宁参加了这几次欧美之行，他们和多家华人社团做了接洽，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坚信时不我待。
2002年，36岁的施海宁离开华尔街来到浦东新区发改委工作，“也是从倒开水开始。”他回忆，6年后，随着浦东的发展，金融机构越来越多，他的舞台也越变越大。“为浦东新区融资，为浦东的国企融资做指导，为浦东的地方经济企业融资问题、贴息问题、担保、发行债券服务，施展的空间非常大。”现在，他手下有二十多个人，他所在的机构还在扩张。12月26日，在他的办公室里，远处的黄浦江依旧璀璨，这位昔日的海归，为及早回国而庆幸。如今，他试图现身说法，“上海，值得你来。”
上海旋风
午夜1点，周斌被一个陌生电话叫醒，他沉吟了片刻，答应给这个异乡人一个机会。
政府抛出了组团招聘的橄榄枝，很快得到了上海滩上国内27家金融机构的积极回应。
“我们大多都有这个需求，这次活动很及时。”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经理周斌说。
出行前，27家机构分别列出了170余个招聘岗位，涉及风险管理和控制、资产管理、金融衍生品等15个类别的专业技术岗位，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和资产管理等业态。
12月5日至12月14日，金融招聘团分别在英国伦敦，美国芝加哥、纽约举办了三场大型招聘会。而在队伍尚未到达之前，这些城市已经刮起了“上海旋风”。
“我们在当地华人报纸《新世界时报》、《世界日报》上登了两个周末的‘2008海外华人金融高管浦东行’广告，就收到了几百份简历。而我们原来预计这个广告至少要登2个月的。”浦东新区归国留学人员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程东告诉记者。
而招聘会现场，“场场爆满”，周斌形容。近2000人潮水般涌来。
他用非常辛苦、非常顺利来概括此行感受，“几乎连吃饭的时间都在面试，从早上9点到晚上8点，白天是面试，晚上看简历”。而现在即便回到国内，他每天仍要额外花一个半小时处理海外人才应聘的email回复。
“由于是华人居多，招聘语言也是中文，不过出乎意料的是，一些前来应聘的老外中文也非常出色。”周斌说，“他们在文化的沟通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而让中国银联的人力资源总监吕虹印象最深的一次招聘是在纽约。“那是最冷的一天，正好赶上降温，再加上举行招聘会的地点比较偏远，我们有点担心冷场。谁想第二天，1000人排起了长队，很多人是开了几个小时的车赶来。”
这种火热一直持续到了招聘团的离别前夜。12月14日午夜1点，周斌被一个陌生电话叫醒，原来是一位华人刚刚看到广告，马上打电话来询问情况，按照行程安排，周斌他们早上7点半就将离开酒店。但他沉吟了片刻，答应给这个异乡人一个机会。
“第二天早上他6点15分就到了，而且是开车近2个小时从新泽西赶来的。”周斌不禁感慨。
截至12月24日，上海市金融工委干部人事处处长盛裕若告诉记者，三地应聘人员共计2176人，现场面谈共计4432人次，初步达成意向840人。
中国梦近了
浦东乃至上海的野心是，化危为机，将自己打造成国际资金、创新企业、金融人才转移到中国的第一目的地。
不止中国，日本、印度甚至香港地区都试图在华尔街觅宝，要找到真正高端人才并非易事。
薪酬已不是最大的障碍。“大部分应聘者在面试时，没有提及薪酬，提到薪酬的，也表示预期并不高，希望取得中国境内的薪酬水平。”
经过金融危机冲击，如今不仅美国股票价格跌入谷底，人才价码亦显便宜。
招聘会上，一些在海外金融业“驰骋”十多年的应聘者告诉招聘方，其原来已达年薪50万至100万美元。而招聘团为华尔街的人才开出薪资大多集中在20万－100万元人民币，最高也仅为150万。尽管不算太高，但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已颇具吸引力。
太平洋保险公司拿出去招聘的最高职位是集团公司精算部的总经理，周斌说，薪资水平不是障碍，“国外薪酬概念和我们不完全一样，很多都是绩效部分，你很难去讲具体年薪是多少”。
但“真正要吸引到高端人才还必须给予对方一定施展空间。毕竟对于中国，华尔街人还不是非常熟悉”。美国波士顿的猎头公司andrewserily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Jacky分析。
“去华尔街去伦敦摆摊头，这只是象征，真正的大腕是不会来的。让他们正二八经排着队来投简历会很没面子。”周明告诉记者。
“又是在chinatown，又不是weekend，所以说真正的高管很少会去。”在美国呆了十几年的LWH资本投资公司的合伙人陆巍也如是认为。
这些担忧显然已经在上海主政者的未雨绸缪中。周明和陆巍从没有在纽约碰头，却双双出现在12月29日的“海外华人高管看浦东”的会场上，由于正逢圣诞假期，65位有类似经历的所谓真正“华尔街高管”们将在上海呆上4天。
这是上海人才引进计划“走出去，请进来”的第二部分。施海宁告诉记者。
“这样可以有更多时间交流，而不仅仅是在纽约递上一份简历。”周明踌躇满志地说。
而操持者施海宁相信，“回来的很少走的，因为国内比国外好啊。”
他的自信还缘于下面的对比，“高端人才和低端人才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同样是端盘子，你肯定去美国，因为一个月3000美金包吃住，一年还可以存个20万人民币寄回来，但是高端人才，往往你在美国只能做一个普通的基金分析师，或者当个小中层，管几个人，但是回来，你适应的好，就可以当一个机构的管理者。至少可以做个基金经理，条件并不比美国差，你怎么选？”
华尔街的寒冬还将继续，最彻骨的时刻也许还没到来，而上海的“如意算盘”却远非三百斤简历这么简单。
当前，因信用危机，国际流动性大量停滞于银行体系，无法传导至企业。“从2008年七、八月份，国际上一些投资性质的资金 (如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基本停止流动，但他们的潜伏周期一般在一年左右，不会超过两年。所以，2009年上半年进入中国的海外投资资金有可能会增加。”这是施海宁看到的第一个机会。
这一背景下，第二个机会出现。施海宁在美国考察期间发现，当地很多创新型企业，第一期的风险投资得到以后，无法再获得第二期资金。“但相对而言，中国创新型企业还是方兴未艾，而且由于国际上的资金会到中国来，所以倒逼国外那些创新型企业也要跟着风投转移到中国。”
第三个机会便是金融人才。“从我们这次到纽约、伦敦、芝加哥的招聘情况来看，比如华尔街有一大批人才，原先他们对回国是持观望态度的，现在看起来非常踊跃。当然这个进程会比较慢，会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内逐步显现。”施海宁告诉记者。
在机遇面前，浦东乃至上海的野心是，化危为机，将自己打造成国际资金、创新企业、金融人才转移到中国的第一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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