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去年10月刚刚进入美林工作的朱皓琨来说，过去一年发生的一切简直难以置信：原CEO斯坦·奥尼尔“闪电退休”、贝尔斯登倒下，而到了9月，作为全美最大经纪商的美林也被美国银行收购。
“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借贷、衍生证券造成的种种麻烦，却完全无能为力。”朱皓琨说，如今在曼哈顿中心街区，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手抱纸箱黯然离开的员工；中午领取餐盒的时候，总会不经意地发现多出了几份—那是属于上午刚刚离职同事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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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年底，华尔街的裁员潮正一波高过一波。2008年第三季度刚过，几乎各家金融机构都在公布了亏损的接近年底，华尔街的裁员潮正一波高过一波。2008年第三季度刚过，几乎各家金融机构都在公布了亏损的季度财务报表后便立即宣布裁员。10月27日，高盛集团宣布将裁员10％，全球约3260名员工受到影响。4天之后，美国最大的信用卡公司美国运通宣布将裁员7000人。11月12日，摩根士丹利表示，该公司将在机构证券部门裁员10%，在资产管理部门裁员9%，而从今年初到现在，这家公司已经裁掉了4400名员工。11月19日，花旗集团更是宣称将裁员5万人。
“市场不好，每个人都非常努力。”朱皓琨说自己现在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下班前还要打印大量资料回家看。尽管如此，他还是开始悄悄留心国内的工作机会以备不时之需。
从去年年底开始，很多跨国猎头便陆续接到不少来自华尔街的简历，其中多数人是想在中国寻找新的机会。而11月底，由上海市政府、部分中央和上海本地金融机构组成的声势浩大的“海外金融人才招聘团”也即将动身，首站赴英国伦敦金融城，接下来去美国纽约。“上海金融机构有实在的需求。”上海市金融工委相关负责人对《环球企业家》说，他们已经为此整整忙了两个月。而在全球金融机构裁员的背景下逆势而上，使得上海这个被预言为下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实际上，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印度以及海湾国家正日益被看作是华尔街残酷解雇风潮中的最大受益者。
逆流而上
早在次贷危机刚刚爆发之时，一些中资金融机构便开始将目光转向华尔街，其中最先动手的是各大基金公司。去年底，嘉实基金从华尔街找来了三位华人担任QDII的基金经理；今年2月，原AIG投资组合经理陆加盟华夏基金，负责海外投资；不久前，曾经在花旗纽约总部工作多年的张慧峰则成为南方基金在香港成立的第一个海外公司的总经理。
随着金融危机的升级，中资金融机构的招人规模也日益扩大。9月，中投公司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了最新一轮招聘计划，其中包括从宏观经济研究到内部管理、法律等30多个职位。随后中金也向华尔街抛出了橄榄枝，在其计划招聘的40人中大约有一半会继续留在美国工作，“今年中金可能是全球唯一一个还在招人的投行了。”一位负责人表示。
对于主营业务在国内的金融机构来说，海外华人正成为此轮网罗人才的首要目标。9月26日，包括申银万国、南方基金等在内的七家中国金融机构的CEO或董事长在纽约向近两百名在华尔街工作的华人发出了邀约信号，这也是美国金融风暴全面升级后，华尔街华人与中国金融机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面对面接触。根据猎头公司罗盛咨询的数据，中国的海外留学人员共有122万，至2007年底已回国30万，而眼下的金融危机将加速这一回归高潮。
与过去几年中资金融机构乐于在海外寻找高级管理人才不同，如今的招聘机构更希望从伦敦、纽约等成熟市场招收技术型或技术管理型人才。据上海市金融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即将赴英、美招聘的上海企业包括有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公司和几所上海高校。招聘职位大概130多个，涉及风险管理和控制、资产管理、产品研发、基金经理、行业研究、金融工程、衍生品产品、养老金受托业务等15类，均是上海目前十分紧缺的中高端操作层金融技术人才。
更为出人意料的是，除了中资金融机构外，部分跨国金融企业也在中国扩大了招人计划。总部位于曼哈顿郊外Greenwich小镇的盛融信息技术公司便是如此，虽然金融危机迫使这家为对冲基金提供服务的公司在总部裁员了25％，但其同时却要在中国由现在的60人扩张到100人。“能够拿到中国来做的都拿到中国来做。”盛融中国区总裁李宏表示，由于公司主要为索罗斯基金等对冲基金公司提供交易处理、交易管理等中后台服务，因此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人才，而日益壮大完善的中国金融市场无疑可以作为其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立足点。
看上去很美
尽管现在的情形看上去同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争夺德国技术人才的热潮有些类似，但对于去海外网罗人才的中资金融机构来说，真正想找到合意的人才并没有那么简单。
早在十几年前便留学美国，并一直在当地金融业内工作的李宏表示，早期从海外回国的人多数是资历较浅的新手，相对于国外来说，国内可以提供更好的职位和更好的收入。但是这一轮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况完全不同，被裁减下来的很多是在市场浸淫已久的资深金融专家和一些高薪的管理层。
例如目前在华尔街，衍生产品已经基本没有交易，在很多金融机构，整个衍生品相关的部门都被削减掉。尽管对这部分人来说，生存已经不是问题，但仍面临重新就业的问题。而在中国，由于金融市场尚不够健全，金融产品仍然相对单一，这种环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让这部分人发挥作用仍然是未知数。“做模型的高手不见得善于管理，但中国目前交易手段控制严格，期权、期货、货币衍生产品市场都谈不上，模型高手也不见得有用武之地。”李宏表示，中资金融机构到华尔街招人必须要有一定的吸引力。
薪水则是另外一个“谈不拢”的重要因素。长久以来，金融业尤其是华尔街的薪酬水平都远远高于其它行业，据第一资本猎头公司透露，很多在华尔街工作过的人要求年薪在400万至500万元人民币之间，但对于国内的金融机构来说，这个要求并不容易满足—在几家A股上市的国内银行中，这个数字已经是行长的收入水平。
此外，中资金融机构的文化氛围也成为阻碍海外人才进入的门槛。多年以来，与其说国内的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是处处将薪酬和绩效挂钩的企业，莫不如说其更像是注重等级和次序的官僚机构，即便是海外华人，也多数早已习惯于西方商业文化，要想迅速完成角色转变绝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
实际上，与几年前盲目崇拜华尔街的心态不同，中资金融机构在本轮招聘中更为理性。在很多已经去过华尔街的公司看来，在海外招人应该比在国内招聘更为谨慎，短时间内没有合适的人选也并不奇怪。同时，多数中资金融机构的招聘目标也更集中，“我们的要求必须是优秀的，在大的国际机构有从业经验，数量上要少而精。”华夏基金副总经理张后奇表示。
（本刊记者王萃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环球企业家》杂志网站 作者：钱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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