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对结果不确定的事情，或工作，或生活;或放弃，或接受。
面对这些不确定，向左走，可能是一种激情澎湃的人生，向右走，也许又是另外一种海阔天空的境界。
因此，当面对人生的岔路口，如何选择尤为关键。
是盲目跟从、是冒险一搏，是乐在其中，还是胸有成竹?通过一次次的博弈，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又将影响其未来。
为启迪读者，《英才》此次专访了七位商界英才，讲述自己当年一件具有冒险性的事。虽然事件各异，但一个共同的特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面对人生的不确定，如何选择都没有错，都各有各的道理。重要的是在作出选择之后，不能后悔，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证明自己的选择，将梦想变为现实。
“黎明前是最黑暗的时候”，照此逻辑，冒险应该是成功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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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冒险、赌博……也许在你的人生中，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确定。那么，此刻你是不是可以仔细回忆——
面对这些不确定，你冒险了吗?
“我会争取努力活着回来的”，和老公说完这句话，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热泪盈眶。
王秋杨 希望它能眷顾我
口述|今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席总裁 王秋杨 出处|英才杂志11月刊
2003年，中国登山队和业余登山队共同攀登珠穆朗玛峰。每天一到实况转播的时间，我就准点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当看到他们登顶的时候，我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有一天我也要登上珠峰”，这样的梦想在心中萌生了。
几个月后，我攀登了人生中的第一座大山——海拔5396米的云南哈巴雪山，从此开始了我的登山之旅。之后，我的每一次攀登都是在为梦想中的珠峰之巅做着准备。2006年10月，登顶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后，我觉得自己这四年的积累已经够了。
2007年4月，我们登山队的一行人来到拉萨，准备攀登珠峰。就在我向着心中的梦想发起冲击的关键时刻，我却感冒了，还咳嗽。这种状况在高海拔地区是很危险的，随时都可能引发肺水肿和脑水肿。
随着海拔越来越高，我也感觉越来越难受。有时候，我会很沮丧，要知道，我已经十年没有感冒过了，这次却持续了一个多月。但我依然没有放弃。我想，假如我最终成功了，就写本书叫《我登上了珠峰》，如果没能成功登顶，就写本书叫《我没登上珠峰》。
在发起最后的登顶前，我望着眼前似乎触手可及的珠峰，给老公张宝全(今典集团董事长)打了个电话。因为珠峰8844米的海拔以及过往十分之一的死亡率，让我心里不是太有底。但冒险是我骨子里的一种天性。我从小跟随父亲的部队生活在山里，整天和男孩子爬山、骑马，向往那种四处游走的生活，别人看琼瑶的书，我读的书确是三毛。
我和老公说：“我会争取努力活着回来的”。他当时可能很忙，又加上身处竞争激烈的商业氛围，和我不在同一个语境下，所以没有完全明白我说这句话的意思。
说完这句话，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热泪盈眶，心中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感。我下定决心，即使倒下也要向前趴，而不是向后倒。
当我终于到达珠峰顶端，心中除了激动、兴奋之外，还充满了特别多的感谢——感谢那些爱我、恨我的人。
因为还从来没有人写过攀登珠峰的日记，我就把这作为我的一项任务。从第一天到达拉萨开始，我就随身带着一个本子、一支笔，无论条件多艰苦，也要记下当天的所观所感，和自己对话。
有时候实在太累，我也会在第二天补上前一天的日记，绝不会拖到第三天。在攀登珠峰的前后53天中，我整整写了三大本。回北京后，几乎没有经过什么修改，直接出版了《只为与你相遇：王秋杨的珠峰日记》。
有人和我说，怎么在这本书中看到的都是快乐的事情，这会让人误解，以为登山一点儿都不危险、不辛苦。
其实不仅是珠峰，攀登每一座山都是危险的。有一次，在登乞力马扎罗山时，因为高山缺氧，我出现了幻觉，觉得老公和两个儿子在面前冲着我笑。我泪流满面，觉得自己肯定会死在天寒地冻的山顶上。
所以，我一直对山有一种敬畏感，每次去登山不是想去征服，而是试图去亲近，希望它能眷顾我。
登山需要很专注、有耐心。我以前经常丢三落四，但在登山的过程中，每天都需要整装备，我们俗称为“系统重装”，一个小小的失误，比如带错一双袜子都可能造成截肢这样严重的后果。
正是因为喜欢登山这种冒险的事情，让我在平时的生活中非常注意安全：过马路我一定会先看红绿灯;走在一座大厦的下面，我会下意识地朝上看一眼，防止被花盆等高空坠物击中。
(采访|本刊记者 王颖)
一个创始人能否真正放权，这对CEO是很大的风险。
陈晓薇 非刻意生活
口述|第九城市总裁 陈晓薇 出处|英才杂志11月刊
我职业生涯中的很多步跳跃，在别人看来都是一种冒险。
1995年，我博士毕业后回了一趟国，走了很多地方，萌生了到云南做乡村女教师的念头。
第二年，我在美国读生物化学博士后时，正赶上CCTV-9要开播，缺少会英语的记者。一个朋友和我说：“你做乡村教师只能影响几十个孩子，做记者却能影响更多的人。”就这样，我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名“临时工”。
作出这样的选择，父母还有一些朋友都很不理解，他们觉得生物化学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未来会有不错的前景。
但我明白，自己的个性不太适合生物专业，因为它不能和人打交道，只是成天待在实验室里，这需要很强的毅力和耐心。
传媒行业倒一直是我向往的。曾经，我很希望自己能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但阴差阳错，我15岁那年，正赶上中国科技大学招生，妈妈让我去试一下，结果就考取了。以后，我就一直沿着生物这条路，从本科读到博士。
在中央电视台，我的基本工资是一个月650元钱。两个月后，领导说：“晓薇好像是我们这儿唯一的博士吧，算是特殊人才，一个月多给她发200元钱吧。”
因为收入低，我就借住在一个大学同学家里。那个同学是个男生，出国了，我和他太太合住在一套房子里。他们知道我的经济状况，没收我的房租。
那是一套在顶楼的房子。记得一天早上，我被冻醒了，睁眼一看，楼顶漏雨，雨水正滴答滴答地落下来，已经把我的被子打湿了。
即使这样，我也从来没有抱怨过这样巨大的生活落差，因为当时我的心态放得比较平，只是想回国体验一种新生活。倒是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有时会让我沮丧。因为我很早就到美国去了，自己的个性也比较率真，回来以后发现自己居然要学会处理基本的人事关系。
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我做了一条包括戴姆勒-奔驰等跨国公司的驻京老总缅怀他的新闻，结果恰巧被当时的央视副台长看到，于是我幸运地成为“香港回归”的主持人。
后来，我到麦肯锡工作，再一头扎进互联网，加盟中华网，现在又成为九城的CEO。其实，到了九城以后，我也面临过一次“风险”。8月12日，九城的股价忽然跌了20%。后来，我们调查发现，是因为一个分析师发布了一条错误的信息。但是整整一天，朱俊都没有给我打电话。
到了晚上，我按捺不住，主动给朱俊打了个电话。我问他是否知道这件事，他说知道。我说：“那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他平静地说：“我是最大的股东，也是董事长。你本来压力已经够大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施加压力，会容易让你作出不明智的决定，这样对公司不好。”
一个创始人能否真正放权，这对CEO是很大的风险。事实证明，朱俊放权很彻底，他是一个非常有战略眼光、心胸开阔的老板。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确实很有水平。
(采访|本刊记者 王颖)
仅仅3分钱，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当时，我已做好走人、睡广州火车站的准备了。
花荣 砸破铁饭碗
口述|股市知名职业投资人 花荣 出处|英才杂志11月刊
在股市上，我是坚定的“赌博”反对派，反对“赌”的做法。我做任何事情，都只做有把握的。看不清的时候，我就不做。
所以，在我一生中，唯一可以称为冒险的事情，大概就要算1994年—1995年间，刚刚毕业没几年的我，主动“砸”了铁饭碗，跑到广州去“下海”。
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很正常，但在当时，冒险的成分非常大。
那时候，我在郑州一家隶属于银行系统的国营证券公司当证券交易员，也就是俗称的操盘手，是个铁饭碗。作为一名证券交易员，要定期参加上交所给“红马甲”(证券交易员的代称)组织的培训。有一家在广州办公的、具有港资背景的民营房地产公司要开展证券业务，于是，他们就到培训班来挖人。
当时，这家公司看中了我，想挖我去他们公司，并开出优厚的条件。
在待遇方面，对方承诺，在他们公司干一个月，薪水相当于我在国营单位一年的收入。这个诱惑还是很大的。
而且，对方还给我分析了形势。当时，广州、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他们判断：不久的将来，全国都会学习广州、深圳，向这两个城市一样改革，“下海”是大势所趋。
当时，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判断还是很有道理，事实就是这样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铁饭碗的思想还是很严重的。面对这个选择，我慎重想了两三天，才下了决心。
我出身于一个桥梁工人的家庭，父母都是长年在外流动工作，这让我从小就养成了独立思考、自己决定的性格。再加上当时也年轻，做事从来都是先干起来再说，根本没有考虑十年后会怎样，将来会怎样?当时给我带来困惑的，倒是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如档案怎么办?对方招聘我，是真是假?但后来一旦想通了，这些也就不成问题了。
最终促使我下定决心、打破铁饭碗的，其实是我对证券行业的喜爱和痴迷。中国最早的股民中，有一批是从集邮圈中“倒腾”邮票的邮民发展而来的。还在上学的时候，我也算浅涉集邮圈。看到别人炒股，自己也就跟着开了户。1992年邓小平“南巡”，证券业放开限制，曾经有一次，股票普涨570%。这个数字深深刺激了我，我觉得自己发现了一条别人还没有发现的改变命运的道路。由此我走上了证券之路。但是，在原来的国营单位工作，基本没有个人的发挥余地，都是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干。这种工作方式十分压抑我对这个行业的激情。而这家公司在一开始招聘的时候就讲明，可以放开手脚，可以施展自身的能力与才华。因此，对行业的激情和对更大舞台的向往，影响了我当时的价值取向。
果然，到新公司后，我自己可以直接支配的资金量，远远超过在原来的国营公司。但是，压力也相伴而至。
此外，对改革桥头堡商业氛围的憧憬，也是我南下广州的动力。当时，全国尤其是北方人，对南方都有一种憧憬和向往，我也成了这股潮流中的一员。
但是，理想与现实毕竟有差距。
到了新公司之后，一次意外差点儿让我把饭碗丢了。如果这个工作没有了，很可能找不到第二份工作，我将直接面临没有生活来源、找不到住处的窘境。
那一次，我们操作的是“内蒙华电”这只股票，结果遇到了系统风险。公司领导说得很明确：如果这只股票跌倒2.2元，我们操盘组的三名成员都要被开除。
好在，这只股票在2.23元的时候止住了下跌的势头，我这才得以保住饭碗。仅仅三分钱的差别，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那几天，我已经做好了走人的准备。要是被开除，我就真要睡广州火车站了。
那次，公司一共调动了3000万的资金操作“内蒙华电”。即使曾经把这3000万亏掉了近一半，但由开始到结束，我们共给公司赚了将近90%的利润。其实，我们原本可以赚得更多，但是由于我们几个操盘手亏怕了，再加上有公司“赔钱就走人”的心理压力，所以没有贪心，一看赚的差不多了，就全部出来了。
现在回想起当初的这一步，我觉得走得还是很对。我当初是学电信的，同学现在基本还都在最初的国营单位，干着电信专业的老本行。单从财富的数字上讲，可能我现在一个人的财富就比全班同学的总和还要多。但更重要的是，通过砸破铁饭碗这一步，我今天实现了我一直梦想的人生自由与精彩。
(采访|本刊记者 张军)
人生关键处只有几步，这是我最重要的一次人生选择，我一定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姜明 心态决定胜负
口述|天明集团董事长 姜明 出处|英才杂志11月刊
如果你手里只有1万元，你敢不敢向别人借30万?我敢。而且，还把其中的一半拿来买车。
那是在1993年，我刚刚辞职下海。大学毕业，我就在河南省体委工作，五六年中，工作一直挺顺利。但是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让我的思想出现了变化。其实我骨子里就是一个不甘平庸的人，不管把我放到哪个位子，我都想做出点儿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来。于是，我成为河南省第一个从省直机关辞职下海的人。
对我的这个决定，家人全都反对，毕竟当时民营经济的前景不明朗，而我原先的工作又稳定又有前途，但我没有丝毫犹豫。人生关键处只有几步，这是我最重要的一次人生选择，我一定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当时，原单位的主任还建议我停薪留职，被我婉言谢绝了。我不喜欢拖泥带水，也不想给自己留退路。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年轻有冲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信。我在河南省体委负责体育场广告业务，单位总共160多人，我一个人联系的业务量就占所有业务量的近50%。
刚辞职时，我的积蓄凑来凑去只有1万元。好在，我的人缘和信用比较好，没有任何抵押和担保，就从两个朋友处借了30万。当时，没有人有这么多个人存款，这两个朋友的钱也并不都是自己的积蓄，所以，他们也为我担了很大的风险。至今我们非常感激他们当年的鼎力相助。
拿到钱，我先是花了近15万买了一辆夏利车，那时候正是物价最高的时候。天明成立的第一天，就在河南日报做了个通栏套红的广告，花了3万;另外加上办公室租金、各种办公用品……30万块，在一个月之内就被我花得只剩2万。现在想来，还真是够胆大冒险。
不过，我并没有为此寝食难安。我相信：所有的果都有因。善有善报嘛。至今为止的人生42年中，我从来没有为任何事睡不着觉。
还好，公司很快开始盈利。天明广告刚成立的时候，我提出过一个“3、6计划”——3年跻身河南广告界前三强、6年成为河南广告界老大。实际上，只用了一年半，天明广告就在河南广告界排名第一了。我顺利地把借朋友的钱都还上了。
现在回头想想，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我可能不敢那么做了，至少不敢买车了。我觉得自己当年多少有点儿无知者无畏的劲头。现在天明创业16年，资产逾10亿元，我花钱反而变得更谨慎了，每花一笔钱都要反复琢磨。
我觉得，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创业初期，一定要有冒险精神，不然，根本就不会有创业这回事。但越到后来，企业家所要承担的责任越大，风险控制就越显重要。如果要想做一个百年企业，必须把风险控制好，否则不可能做长远。
心态决定胜负。怎么才能心态好呢?就是不要把自己逼到死角，做任何事都留有余地。
我现在的做事风格是，每上一个台阶之后，都先把这个台阶做扎实，然后再从这个台阶出发，谋求更高一层的发展。这样，即使做不上去，最多滑到前一个台阶，我不允许自己滑到原点。
作为一个企业家，冒险是必须的，但在冒险之前，一定要先想好最坏的结果。如果你觉得最坏的结果你能承受，那好，去放手一搏吧;否则，就不要去做那些自己输不起的事情。
(采访|本刊记者 罗影)
迁到上海后的一年成了伟志集团危险的一年，其间发生的变化，差点儿让我喘不过气来。
向炳伟 危险的一年
口述|伟志集团董事长 向炳伟 出处|英才杂志11月刊
伟志集团成立快18年了，在这期间，最大的一次冒险发生在2004年底。当时，我决定把集团总部从西安迁到上海，同时，换掉原先的一批高管。
其实，这个事情我已经考虑三四年了。原因有几方面。
首先，做服装在西安没有地域优势。西安是一个非时尚城市，离时尚圈太远，经营管理人员不能及时获取最新的时尚信息，也不能融入圈里。这对一个服装企业来说是很糟糕的。我在2001年看到了这个问题。开始是想通过内部调整来解决，并每年派二三十人到意大利、法国等时尚之都参加展会，希望能借此获得最新时尚资讯，不过效果甚微，不能治本。
其次，西安与服装产业区距离较远，我们不能整合、利用长三角地区的资源——原、辅材料的采购距离远、速度慢，造成伟志集团的节奏总比同行业慢半拍。
再次，伟志集团内部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管理人员思想比较保守，习惯凭经验做事。这大概和地域有关。再加上西安的机会比较少，很难留住合适的人才。由于缺乏设计人才，那时候我们的产品没有统一风格，包装和宣传都显得很土气，已经严重影响到销售、影响到经销商的信心了。
当然，迁到上海虽然能解决信息、产业链、人才等问题，但也有很大风险。
首先是成本会高出一大截。记得刚到上海时，我们在南京东路租了写字楼，一年的租金要200万元，比在西安高得多。
其次，我们在西安，算是地方上的优秀企业，得到了政府各方面的支持。而到了上海，就没有任何外部的资源优势了。
最后，最大的风险在于引进外部高管的成败。
我当时的想法是，留在西安，伟志集团已经成了“年轻的老企业”，将来肯定是死路一条。迁到上海，虽然要冒很大风险，但至少有五成的成功机会。
没想到，迁到上海后的一年真的成了伟志集团危险的一年，其间发生的变化，差点儿让我喘不过气来。
为了引入外部高管，我提前半年就开始做准备：找了三家猎头公司，做了数十次筛选。记得那时候我刚好扭伤了脚，只得拄着拐棍，西安、上海来回跑。最后总算找了一个香港人和一个台湾人，分别担任正、副总经理。因为他们都是业内资深人士，我本以为可以松口气了。于是他们一上任，我就给了他们充分的授权，没想到大麻烦不请自来。
在2005年初，两个人上任不久，伟志集团通过收购，成为暇步士在中国地区的总经销商。没想到，4月，我发现那个香港的总经理在收购过程中居然出现个人经济问题。我只好立刻停了他的职。这件事虽然还不至于影响集团的正常运营，但对员工的信心打击很大。这是伟志集团十几年来第一次引入外部高管，他们来了之后也开始着手建立新的组织架构、新的团队，大家本来对这些变化抱着希望，以为能有一个崭新的开始，没想到突然出现这样的事情。
接下来，我只得把那个台湾的副总升上来，主持工作。可是他对整个公司的了解比较少，再加上文化差异，做事风格不是很被内地的员工接受，过了两个月，这个人主动提出要离开。
没办法，我只好重新在内部选人，情急之下提拔了一位年轻的区域公司总经理。可是，这个年轻人也缺乏经验，很多事情决策缓慢，弄得人心涣散，只做了一个多月，他也主动请辞了。
这下问题严重了。公司内部员工议论纷纷、各地的几百家专卖店人心不稳、销售下滑了20%，这是以前从没出现过的，我只好重新亲自接手具体工作。
由于效益不好、费用居高不下，有段时间，我经常坐地铁上下班、跟员工拼车、出差搭折扣比较大的早班飞机，甚至自己亲自去做采购员……一天24小时连轴转，还觉得时间不够用。
2005年11月，集团要开下一年的春季订货会，在郑州、西安、成都设了三个分会场，我一个也不落，全都跑一遍，向我们的四五百家经销商鞠躬致歉。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并不觉得自己冒了多大的险，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只能那么做。在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有的选择、决策都要企业家自己来对结果负责，所以，胆识和决心是一个企业家所必须的。
(采访|本刊记者 罗影)
创业就像挖井，到底是再挖一锹水就出来了，还是底下根本没水?没有人知道。
吴海宁 再挖一锹
口述|职脉网CEO 吴海宁 出处|英才杂志11月刊
十几年来，我先后在摩托罗拉、诺华制药、搜狐、UT斯达康待过，一直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在圈子里也算小有名气。
我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算得上顺风顺水。
1999年在搜狐的时候，我是中国互联网公司里的第一个人力资源总监。
2000年到UT，正赶上了UT最火的时候。2006年，我已经在UT拥有一个大办公室、很高的收入、领导着一个成熟的团队……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但我却发现自己已经没什么激情了。当了这么多年的职业经理人，我是不是应该自己出去闯一闯?
要放弃当时所拥有的一切并不容易，不过我一点儿不害怕。在UT做人力资源的时候，赶上UT发展最快的时期，几乎每年都要招两三千人。在这之中我发现，在国内招人很难，几乎没有一家能提供像样的人力资源服务的供应商。
因此，我形成了两个很简单的基本判断：一、中国一定是未来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市场，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完全启动;二、当时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公司竞争层次不高。由于在这一行挣点儿小钱很容易，很少有人愿意潜下心来真正从客户的角度考虑问题。
基于这两点判断，我决定自己创办一家提供优质人力资源服务的公司。从创业到现在，不管多么困难，我的这两个基本判断从来没有动摇过。
跟我一起出来创业的有些是原来的同事、部下，有些是多年的老朋友。那时候web2.0风靡全球，我们开始是想做一个线上的互动招聘网站，要有模式创新、要发挥技术优势——毕竟我们都是高科技公司里出来的。这些都是很朴素的想法，纸上画得很好，跟别人聊也都觉得“OK”，但等到真正开始做，才发现一切并不是那么容易。
在开始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们试过好几个方向，也转型好几次。就像百米接力赛，你费尽全力冲刺，冲到了却发现不是终点;拐个弯再冲一次，还不是终点……团队信心备受打击。刚开始半年大家还有热情，后来慢慢都疲了。
那时候，没什么事可做，想加班都不知道干什么。我跟员工说，不用担心钱，在方向明确之前，我来负责所有的成本。有时候到月底算算，公司账上的钱不够发工资，我就得从个人账上打钱过去。最少的时候，办公室只有十几个人，还不断有人离开。有一天我去公司，突然发现办公室空了一多半，很冷清，让人伤感。
我的压力倒不在于能不能赚钱。说实话，干我们这一行的，随时退回去都能衣食无忧。
我的心理压力主要有两点：一是能不能带领大家做出点儿东西来?虽然我对自己的基本判断从来没有动摇过，但究竟什么时候能实现，心里没底。我担心在成功之前团队就已经散了。二是这个洞到底有多大?虽然现在回头看，我知道只有一年，但当时真是没谱。要是拖个两三年，大家说不定就真熬不住了。
就像挖井，到底是再挖一锹水就出来了，还是底下根本没水?没有人知道。每次要开会讨论模式时，我的心理压力都非常大：是不是又要否定自己了?有过好几次，我早上睁眼要起床时，心脏就会紧缩几下，想着又要去面对这个事了。只有咬咬牙，对自己说：今天总要过的，先冲出去再说。
我的好友、酷6网董事长兼CEO李善友说过一句话：“我在搜狐的时候，每天早上一睁眼，张朝阳就欠我一天工资;现在我一睁眼，是自己欠好几百人的工资。”我当时还没有资格欠那么多人工资，但心情是一样的。我的白头发都是创业以后长出来的。我想，我得给大家有个交代，不能辜负了他们的信任，不能耽误了他们的前程。
那时候，有人跟我说，反正现在闲着也是闲着，能不能出去兼职干点儿别的?还有人跟我说，只要我松一松口，公司可以先做点儿培训、猎头，顺手一划拉，钱就不成问题，干吗非这么耗着?
但我就是要憋个“大和”。
要是做猎头、做培训，我们十年前就做了。人力资源这一行赚钱太容易，这也不是什么好事。一旦开始赚小钱，就很容易陷进去出不来——每天为了小钱去做很多琐碎的事，哪里还有心思实现最初的想法呢?
直到去年下半年，我们才总算找到方向、知道劲往哪儿使了。那次的模式是唯一全票通过的。我们的想法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人才是稀缺资源，只要我们整合了人才资源，企业端的客户自然会来。这个跟其他的人力资源企业正好相反，他们一般都是先提供职位，再寻找合适的人。
找到了发力点，职脉网的发展很快，今年初我们才二三十人，现在已经有近200人了。客户反响热烈，有些还是听说了我们的模式主动找上门来的。
当然，目前我们还谈不上成功，但至少我们现在知道加班要干什么了。虽然比过去忙多了，但每个员工的精神状态都很好，很有成就感。现在我早上起来，再也不会心脏紧缩了。
回头去看，那段“坚持”的经历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财富。创业要坚持，谁都知道。但怎么坚持?只有亲身经历过才有体会。
经历过自己创业的过程，现在谁再跟我说一夜暴富的神话，我都不会相信了。
(采访|本刊记者 罗影)
休学创业，这在美国也许不是一件稀奇事，但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件挺冒险的事。
姚欣 休学创业
口述|上海聚力传媒有限公司CEO 姚欣 出处|英才杂志11月刊
2004年10月底，正在华中科技大学读计算机专业研究生的我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休学创业。作出这一选择，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其实，创业是我很早的一个梦想。还记得大二那年，我作了一个人生发展计划：大学毕业后，给自己八年的时间，到两三家公司进行资金、管理、人脉等方面的积累，32岁开始创业。
2002年世界杯期间，我饱尝了无处看球的艰难。虽然当时在校内的网络上，可以连接视频转播的网站，但能容纳的用户非常有限，同时超过100个用户在线，网络可能就瘫痪了，最后只能15个同学到宾馆租房间看球。
读大四的我用BT下载漫画时，忽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将P2P(PeertoPeer，对等连接)的技术与网络视频直播相结合呢?因为这种技术的特性是人少了没效应，人多了反而更流畅。
开发这款PPLIVE软件时，我的目的很简单，觉得能研发出一款流行的软件，再签上自己的大名就很满足了。
到了2004年五六月，当软件开发到一定阶段，我开始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应该把这款软件发展为共享软件，还是朝BT下载的方向发展，做成开源的东西。当我和打工时认识的老板李沟通，他提醒我：“这个事情说不定是你创业的起点呢?”一句话，使我创业的开始时间大大提前。
休学创业，这在美国也许不是一件稀奇事，但对我来说，如果直接和父母说出这个想法，他们肯定觉得我不可理喻。
于是，我先和导师沟通。导师一听说我要休学，极其惊讶，盘问了我一个多小时。当我拿出开发的PPLIVE软件模型进行演示，又详细谈了自己在资金、合作伙伴等方面的准备，导师最终表示支持我的决定。
最难的一关是我的父母。虽然我已经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创业，但为了让他们更容易接受，我只得告诉他们：我只是暂时休学，去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年后我会重回校园读书。这样，他们才勉强同意。
创业计划中，李答应给我200万的信用贷款。所以，我没有其他创业者早期在资金上的诸多困扰。不过，我还是希望尽量少花他的钱，争取把公司做到一定规模后，去吸引风险投资。
几个月的时间，公司有了一定发展。但我们拿着软银50万美元的种子期基金，完全没有商业模式，市场前景也一片渺茫。看着当时腾讯推出的QQ LIVE，从推出的速度、拥有的资源，都比我们领先太多，很是忧心;但同时看到自己每天的成长，我们又“痛并快乐着”。
2005年底，公司刚度过孵化期，依靠PPLIVE这个软件向上海文广、湖南卫视等机构收取一些许可费。但VC是不会投资一家只能做技术，没有商业模式的公司。
在融资的压力下，我们需要从一家技术提供型的公司向互联网视频公司转型，甚至与腾讯、百度、盛大这些公司去竞争。
学生创业，其实是一件挺冒险的事。最困难的时候，公司的账面上只趴着10万元，仅够再维持一个月的开支。此前几个月，我一直在跑融资，但都一无所获。紧要关头，我请了一个融资顾问，终于在公司现金枯竭之前以最快的速度拿到了投资，渡过了那场难关。
(采访|颖一)
(来源：《英才》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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