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的关键，成也在人，败也在人。所谓“会用人不如会挑人，用好人不如挑对人”。然而，科学选人，说易行难。如何从人山人海中培养或选拔出一个卓越的领袖级人物，可谓重中之重
央企高管的人选任用，多沿用传统的委任制。近十年来，国资委也在逐渐探索市场化选聘国企高营的新机制，先后实行聘任制和试用期制。2001年以来，中组部、国资委已多次组织公开招聘，更以全球海选等形式招徕人才。
然而，因为中央企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央企高管的任命存在明显的行政化倾向。被委任者除了源于基层由下至上层层提拔外，更有一部分人为从政府、高校直接向央企输送，也即跨界高管。
无论是基层提拔还是跨界调动，有一点共性不难发现：统率千军万马的央企高管，肯定要过五关斩六将方能走上领导岗位。那么，基层人员需要经历怎样的历练，才能步步登顶？跨界高管在央企高管整体中占据多大比例？他们都是何方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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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期推出央企高管年龄调查后，《国企》以1051名央企高管为样本，翻检了其中的八成高管工作经历，分析央企高管是如何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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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央企的人事权
广义的中央企业包括三类。
一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从经济作用上分为提供公共产品的，如军工、电信；提供自然垄断产品的，如石油；提供竞争性产品的，如一般工业、建筑、贸易。
二是由一行三会管理的金融类企业。如中国工商银行(601398,股吧)、中国农业银行(601288,股吧)、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中国建设银行(601939,股吧)四家国有银行和交通银行(601328,股吧)。其他还包括：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及中国人寿(601628,股吧)等保险公司。其业务指导和监管分别由央行和银监会等部门承担，不归国资委管辖。这些企业是副部级。
三是由国务院直接管理或其他部门、群众团体管理的企业，包括烟草、铁路、港口、机场、广播、电视、文化、出版等行业。比如由国务院直接管理的中信集团、中投公司。
本文所指的央企为狭义的中央企业，即由国务院国资委监督管理的企业。目前，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116家中央企业中前53家为副部级。这些央企分布在军工、电信、能源、装备制造、冶金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
据悉，53家央企的党政一把手由中组部直接任命，具体由中组部五局（企业干部局）负责,国务院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一局（企干一局）协助，副职干部则由企干一局负责考察任命。企干二局负责其余央企的领导干部“考察以及任免建议”。
此外，国资委官方网站显示，企干一局和企干二局还负责其分管企业的考察推荐董事、监事及独立董事人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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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怎样晋升的
《国企》查询1051名央企高管简历发现，共有847人披露了较为详细的工作经历，占高管样本总数的八成。其中有601人参加工作时就进入企业。在经历了一家或者多家企业的层层历练后，坐上了央企高管的位置。这样的晋升途径，占到高管总数的70%以上，此为央企高管成长的主要路径。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顺利登顶企业高管之位呢？《国企》杂志通过调查、梳理，试图总结出央企高管养成的重要要素。
历经廿年方登顶 千辛万苦难尽言
1982年12月6日，一艘载满法国小麦的巴拿马货轮在马六甲海峡缓慢地行驶着。凌晨4点，几条黑影悄悄溜进船长室，惊醒了船上的外派船长魏家福。“海盗！”魏家福伸手要拿枕边的电话，刀光一闪，电话线被剁断，两把雪亮的匕首顶在咽喉上。然后，魏家福被捆住了手脚丢在地上。要钱、要钥匙、找保险柜，抢衣服、抢手表⋯⋯
正在魏家福与海盗周旋之际，另一台电话刺耳地响起。“这是叫我交接班的电话，但海盗以为是警报，就迅速撤退了。”心有余悸的魏家福从此改了年龄——从1982年算。
风浪颠簸，生死考验，时年32岁的魏家福对此没有退缩，继续担任船长一职长达11年，直到1993年弃舟上岸，进入中远管理层。
就在魏家福遭遇海盗的同一年，毕业于重庆大学材料系的刘明忠来到了河北邯郸山区的2672厂。之前，厂里的组织干事在刘明忠面前把2672吹的天花乱坠：全军唯一的钢厂；普通工人都穿军装⋯⋯眼前的破败景象却让刘明忠心里凉了半截：厂子里连一吨钢还没炼出过，军装也只是政委一人穿着。露馅的组织干事又开始做工作：“2672有了你们这些人才，一切都会有的。”
此时的2672厂当年刚刚结束亏损，年产量仅有10万吨，在行业中甚至找不到一席之地。但刘明忠最终留在了武安的山沟中，先后历经浇铸实验室、炼铁、采购、人事、销售等多个岗位的锻炼。直到如今，成为世界五百强企业的董事长。
迎难而上是高管们的普遍特质。央企高管中，像魏家福、刘明忠这样拥有上述特质的还有一大群。
26岁时，任建新以家产为抵押，借款1万元创办了蓝星化学清洗公司，并通过107次并购，逐步组建了中国化工集团。其中经历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2009年，司献民接任南航集团总经理。当时，受多重因素影响，三大航均出现了严重亏损。为了扭亏，司献民绞尽脑汁。据他回忆，当时洗澡时常常大把大把掉头发。深夜回到家，坐在沙发上歇息的他不到5分钟就能睡着。
⋯⋯
《国企》调查发现，前述601名央企高管从进入央企到成为高管，平均花费了23年的时间。这23年，几乎就是央企迎接市场经济浪潮洗礼的全过程。这一过程中，万千国企破产，数百上千万国企职工下岗。他们所在的企业顺利走到了今天，并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与企业共同成长起来的高管，这些人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磨难，自是一言难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没有在风浪面前低头。
近九成高管来自基层
《国企》任意选取了300名央企高管进行比对时发现，多数央企高管的原始学历为本科。然而，尽管大学生在二三十年前堪称天之骄子，但这300名高管进入央企时，有281人最初的工作在生产一线，比例超过90%。他们绝大多数从事的是最基层的工种，如技术员、助理工程师、会计师、科员等。
一开始就担任管理职务的，仅占总数的1/6左右。所担任的职务，也多是副科长、副组长、车间副主任等最基层的管理职务。从他们职务名称也可以看出，他们参加工作后的工作地点，绝大多数是生产一线，而非总部机关。
1982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大学（现重庆大学）工民建专业的易军进入中建建筑承包公司，历任技术员、工长等职务。高学历且专业对口的他很快崭露头角，赴英留一年后，1988年就成为了中建建筑承包公司董事、总经理。36岁时易军成为中建总公司副总。
1982年，在北新建材(000786,股吧)当了3年技术员的宋志平不满足于现状，决意改行做销售。尽管家人并不支持，但宋志平在这条道路上走了10年。回顾这段经历时，宋志平认为，这让他学会了处理与别人的关系。“让我意识到温和也是一种力量。”直到现在，当他偶尔被销售电话骚扰时，他也会礼貌地谈几句。1993年，36岁的宋志平成为了北新建材的一把手，业内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
1983年，孙兆学进入山西铝厂工作，最初的职位是调度员。12年时间，他成为第一矿的矿长。当时，第一矿的作业现场管理特别出色，工地整洁，工具摆放整齐。这些管理细节得到了当时来矿考察的领导的好评，孙兆学由此进入干部培养梯队。此后，孙兆学历任山西铝厂副厂长、厂长，中铝公司副总经理，并于2006年调任中国黄金集团总经理。
无数这样的实例可以证明，基层岗位和生产一线最能够锻炼人，也有着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八成高管曾独当一面
《国企》杂志调查发现，超过2/3的央企高管成为高管之前的职位是企业分子公司的负责人。
2002年12月，时任山东电力集团总经理曹培玺调任中国华电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现任中国电建总经理范集湘则是从水电七局局长的位置上升任当时中国水利水电集团副总的。
一把手如是，党委书记亦然。中国兵器党组书记尹家绪进入集团领导层之前是长安汽车(000625,股吧)总经理。中钢集团新任党委书记徐思伟来自五矿。在成为五矿副总之前，徐思伟的职务是五矿发展(600058,股吧)股份公司总经理。
总经理和副总的情况也是如此。如中国诚通总经理洪水坤此前是二级公司中储股份(600787,股吧)董事长；保利集团副总雪明此前是保利上海董事长。
其余近1/3高管则来自集团总部所属部门。
2002年，电力系统实施厂网分离后，原国家电力公司运营部主任陆启洲出任新组建的国家电网副总，综合计划与投融资部主任孟振平则出任中电投副总兼总会计师。
在出任兵装集团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之前，李守武是公司的财务审计部主任。贺东风则是以办公厅主任的身份升任中国商飞副总经理的。
《国企》杂志进一步研究发现，即使是这些从集团总部升上去的高管，其中亦有超过半数曾在重要的分子公司担任主要负责人。比如前文提到的陆启洲，更早之前是湖北省电力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再比如武钢总经理邓崎琳，是由武钢第二炼钢厂厂长任上调任生产部部长之后进入武钢领导层的。
总体看，“土生土长”的央企领导中，约有八成曾经担任过央企二级公司主要负责人。事实上，这样独当一面的经历确实能给人带来宝贵的人生经历和管理积淀。正如近些年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中，绝大多数曾经在某一省份甚至多个省份担任党务或者政务主官一样。
当然，也不乏三峡集团董事长曹广晶这样的特例：从参加工作到升任企业一把手，历任工程技术处工程师、副处长、处长，基建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务全是集团总部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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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高管中的红色后代
在整理央企高管履历时，记者发现了一些有着特殊身份的央企高管。
毛远建，湖南湘潭人。曾在山西省军区服役，现年57岁的他为中国电科副总。其父是毛泽东同志的堂弟毛泽全。毛远建曾担任中铝公司总经理助理,并参与了中铝公司与秘鲁铜矿的谈判，2008年出任现职。
保利集团名誉董事长贺平，军衔为少将,是邓小平同志的三女婿,其父为1955年授衔少将贺彪。2010年,贺平辞去保利集团董事长一职,担任央企中唯一的名誉董事长。保利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小朝是杨尚昆同志的女婿，现年60岁。
现年52岁的中电投副总、中电国际董事长李小琳是李鹏同志的女儿。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她，曾因呼吁给全民建立道德档案而引发广泛关注。
中国移动副总李慧镝之父是刚刚卸去常委一职的李长春。今年45岁的李慧镝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出任现职为时不久。
现任华侨城董事长任克雷是广东省委原书记任仲夷的三子。任仲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者和积极实践者。任克雷于1987年发表了一篇名为《深化企业改革的探讨》的论文，作为国务院参阅文件转发。担任深圳市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期间，任克雷主持起草的《跨世纪的决择深圳赶超“四小龙”若干重大策略》成为深圳特区1991〜2010年的发展规划。1993年，任克雷调任华侨城集团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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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如何跨界的
在央企高管中，有这样一个群体：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某一或者某几个阶段，是游离于企业之外的，即曾在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军队、高校任职。
这246人中，有一把手44人、党委书记22人、总经理10人、纪委书记55人、其他职位115人。
这些人是怎样进入央企的呢？
跨界任职寻常事 或因时势或由人
《国企》调查发现，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有历史渊源，又有人为因素。
所谓历史因素，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原来的国家部委演变为企业，部委的各级官员自然就成为企业各级管理者；二是原来由各部委甚至军队出资组建的央企中，不可避免地有一部分原属部委、军队的官员、将领出任企业各级管理者——这一情况在电力、石油、化工、冶金、商贸等多个行业普遍存在。这样的央企高管共有57人。
以军工系统为例，新中国成立后陆续组建了第一至第七机械工业部。几经沿革，这七个部更名为机械工业部、核工业部、航天工业部、航空工业部、兵器工业部、电子工业部、中国船舶(600150,股吧)总公司。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了央企十大军工企业。
以航天科技(000901,股吧)副总李金生为例，他曾担任航空航天工业部干部处副处长。1993年，航天工业部转制为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李金生转为该公司干部处处长并逐步升迁至今。中航工业副总耿汝光也有类似经历：原为航空航天工业部飞机局副处长，后成为航空总公司飞机局处长。
改革开放后，解放军总参谋部、总装备部、总政治部一度各自组建了所属企业，是为保利集团、新时代集团、新兴际华前身。公安部亦组建了寰岛集团。为适应市场经济需求，中央决定将上述企业交由国务院国资委统一出资、监管。后来，新时代集团并入中国节能，寰岛集团并入中国诚通。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简历：中国诚通副总裁袁绍理原为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长；保利集团董事长陈洪生、总经理张振高、副总经理王小朝、副总经理宋广菊均曾在部队任过职。
第二种情况是一些政府、高校、媒体的从业者进入央企后，积功升迁至高管。这部分企业高管有52人。
1982年，毕业于湘潭大学中文系的刘平春进入湖南日报工作。8年后，已成为知名媒体人的他进入华侨城集团，先后担任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等职务，现在身为集团党委常委，股份公司董事总裁。
1994年，徐州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王帅廷出任刚刚创立的徐州华润电力总经理。2001年，王帅廷开始执掌华润整个电力板块，后成为华润副董事长。2011年，王帅廷调往同在香港的另一家央企，出任港中旅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第三种情况是直接从外单位调到央企担任高管，即所谓的空降高管。调动方式则包括全球招聘、组织部门直接任命等。比如包克辛由贵州省副省长调任中储粮总经理；王昭翮由大连海事大学党委书记调任中国一汽纪检组长；东航集团董事长刘绍勇此前的职位是民航总局副局长。
这种直接从军队、政府机构、高校等机构向央企输送高级管理人才的方式，成为央企跨界高管的主要来源，共有137人。这一部分空降高管，时常会引发社会质疑。
2012年年底，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文章，认为央企高管的任命仍存在明显的行政化倾向，人事管理离市场化相去甚远。文章称：“很多时候，央企高管高薪金饭碗，被当成安排中央及省市年龄偏大、提拔无望官员的肥缺，成了攒养老钱、享享清福的待遇。网友戏称‘当不了省长就给你个行长，当不了大部长送你个董事长，年薪动辄数百万元，凭谁冲钱都想干’。”
一把手经历多复杂 纪委书记空降比例高
有27名央企一把手是从其他部门直接调任央企高管的。
比如，2004年4月，青海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蒋洁敏调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不久，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因重庆井喷事故引咎辞职。蒋洁敏出任新设立的中石油党组副书记一职。2006年11月，蒋洁敏接任中石油集团公司总经理。
与蒋洁敏经历了同样调动的，还有自湖南副省长任上转任中国通用董事长的贺同新。
17岁时，贺同新在北京参军。21岁时考入广东外国语学院学习，毕业后成为军委装甲兵学院外语翻译，其后出任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翻译。回国后，贺同新进入进入湖南一家化工企业工作。1993年，时任湖南外经委副主任的贺同新出任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两年后，他跳过了市委书记一职，直升为湖南省副省长。
从一名普通业务员到副省长，贺同新只花了14年时间。2007年，55岁的贺同新告别担任了11年之久的湖南副省长一职，进入央企。
参军、出国、企业、从政、回归企业，贺同新堪称真正的跨界高手。在这方面能与贺同新相匹敌的，或者只有中铝公司总经理熊维平一人。
熊维平先后在工人、教师、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中南大学常务副校长等多个岗位工作。他先后参与筹备中国铜铅锌公司、中铝公司，先后在中铝公司、港中旅担任高管，直到2009年受命于危难，重回中铝。
这27名一把手中，有过两次以上跨界调动经历多达17人。如蒋洁敏此前曾在胜利、青海两个石油管理局工作；张广宁此前本是广钢集团董事长，出任广州市委书记后调任鞍钢集团董事长。
央企党组（委）书记一职中，有16人为空降高管。
比如2005年时任国务院国资委群工局局长乔保平调到中电投，出任纪检组长一职。3年后调任国电党组书记。再比如，2008年黄石市委书记王振有调任武钢集团党委书记；2006年大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敏也调任华粮物流集团党委书记。
相比较而言，设董事会央企总经理一职相对较少空降经历。记者调查显示，仅有中核集团总经理钱智民、中国联通(600050,股吧)总裁陆益民、中储粮总经理赵双连、中国通用总经理李谠四人是从政府机关直接调任而成央企高官的。
央企高管中，李谠的身份比较特殊，她祖上是晚清重臣李鸿章。1995年出任陕西省长助理，2000年调任现职。2007年，李谠当选民建中央副主席，成为唯一一个身为民主党派领导的央企高管。
企业副职有90人曾有空降经历。进一步细分，记者发现，企业纪检组长(纪委书记)一职空降比例最高。109名纪检组长(纪委书记)中，就有40人是空降而来。比如国家核电纪检组长李立金就由中组部地方干部二局正局级调研员调任来的。招商局集团纪检组长石巍此前则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监察局局长。
空降年龄约50 多数来自各部委
统计显示，这137人空降央企成为高管时的平均年龄为50.29岁；级别以正副厅局级为主，也有副部级和个别正处级；53户重点央企中，空降高管的频次高于其他企业，占据了74个名额。
调任央企高管时最年长的，是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为61岁。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他首次担任央企高管。早在2000年，他就出任上海贝尔董事长、党委书记。2001年升任工信部副部长，2012年他接替年届退休的王建宙出任现职。若按照王建宙63岁退休的旧例，62岁的奚国华还能再干一年。
调任央企高管时最年轻的，是中国黄金副总刘冰。1999年，时年36岁，身为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秘书的刘冰出任中国黄金副总经理一职至今。调任央企高管时在40岁以下的，还有中国恒天副总荆新保、中储棉总经理姚明烨，他们此前分别是安庆市副市长、全国供销社储备管理中心副主任。
现任央企高管中，有19人是从副省级干部的岗位调任而来的（见表一）。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核建董事长王寿君和国新公司总经理刘东生，此前均为国资委监事会主席。一般来看，退休后的央企高管出任监事会主席的例子要比逆向流动多得多。
一般而言，53户央企的正职负责人可比照副部级待遇，从这个角度而言，以下几名副部级官员出任企业副职的调动看起来似乎不那么符常规：他们是云南省副省长李新华调任中石油副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余德辉调任中电投副总经理，西藏党委常务副书记徐明阳调任中国通用副总。
厅局级干部中，来自地方政府党政机构（如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组织部长等）的为22人。包括后来调任中化集团副总的兰州原市长张志银、调任中铝副总的云南省长助理刘才明等。来自中央部委的占据绝大多数，超过60人。其中包括中纪委、中宣部、中央办公厅等党务部门，也包括国资委、人社部、安监局、旅游局等政务部门。比如国资委机关管理局局长张东泉出任珠海振戎党委书记，共青团中央机关党委书记崔志雄出任中航信息党委书记。
观察发现，空降而来的央企高管娘家机关中，以中纪委、中组部、国务院国资委三个部委的为最多。来自这三个部门的干部到了央企后，绝大多数出任了纪检组长（纪委书记）的职务——40名有空降经历的纪委书记中，24名来自上述三个单位。比如中纪委监察部中国监察杂志社社长李京林出任中国核建纪检组长，中组部办公厅副主任郭瑞廷出任中国国电纪检组长，国资委改组局局长邓实际出任国投公司纪检组长。
有人如鱼得水 有人从头再来
作为企业管理者，央企高管除了要掌握经济学、管理学等普通知识外，还必须掌握一部分本行业的专业知识。对于张广宁、蒋洁敏、奚国华这样曾经在某一行业工作过多年，经过政府部门的历练重返企业后，对企业管理乃至行业状况想必如鱼得水。
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他们虽然不熟悉企业管理，却熟悉相关业务。比如国务院侨办副司长薄宝华出任港中旅副总，农业部渔业局副局长刘身利出任中农集团总经理，交通部水运司副司长张国发出任中国海运集团副董事长。中储粮、华粮物流的多位高管则在国家粮食局担任过司长或者副司长。再比如前文所述的多名出身于中纪委、中组部、国资委机关的企业纪委干部。
对于他们而言，较强的业务关联性或许不会让他们感到太陌生。
但是，对于部分空降高管而言，较大的业务差异和工作氛围性差异，或许适应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2001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齐晓飞调到中国铁建(601186,股吧)。同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办公厅主任陈永录调到中国电建。再比如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副局长王勇格调到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中宣部正局级副局长柳丁调到中粮。这几项调动的业务跨度都可谓巨大，好在他们出任的均是纪委书记一职。
而中化工程董事长金克宁此前是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调度中心主任，中国有色副总孙加林此前是云南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如果仅从表面看，恐怕很难发现其前后工作之间的业务联系。
(来源：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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