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对于中国证券业而言，如果说过去10年完成了行业的整饬与重组，那么未来10年里需要完成的使命之一，将是大规模的行业转型。国内券商正面临的挑战已不言而喻，面对国内众多金融机构的挑战，面对众多外资投行的觊觎，国内券商理当重新审视当下的商业模式。
我们的关注在于，未来10年里，券商现有的业务将如何进行转型，才能适应并推动资本市场的新格局。证券时报即日起推出“新10年，新券业”的券业转型系列专题报道，探讨包括证券公司战略定位、投资银行业务、经纪业务转型等多个层面的热点问题，以期推动并见证中国券业的转型之路。
股指持续走低，2000点近日告破，成交日渐萎缩，对于正破冰行业转型的证券业来说无疑雪上加霜。
投行部门裁员、经纪业务部门裁员、研究所撤并……近段时间关于券商的种种负面消息不断，各种困局似曾相识，却又比以往更感隆冬之意，更觉破坏力之强。破冰环境之艰辛，让证券业的重生缺少了群雄逐鹿的豪迈，但也让这个行业不敢有片刻的沉沦和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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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组令人尴尬的数据：我国银行业总资产已达127万亿元，而证券业总资产仅为1.56万亿元。与此同时，大量金融风险集中在银行部门，这一现状对紧迫的产业与体制深化改革正形成巨大障碍。从国家层面而言，新一届政府必须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加快制度建设，增加直接融资渠道和模式，为国家下一周期的发展保驾护航。对于证券公司来说，如何抓住机遇，通过创新做大做强，以资本市场的科学发展来促进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通过资本市场服务于各类企业，已是国家战略之重。
乐观者认为，回顾过去6年的数据，我国证券业形势并不算坏。中国证券业的营业收入由2005年的130亿元攀升至2011年的1360亿元；由6年前60亿元的行业亏损，一举实现393亿元的盈利。然而，这些看似耀眼的数据并不表明同质化和低技术含量也能造就中国证券业的成功——这一模式并不可持续。
证券业目前正面临的三大难以为继，如果不能对此客观认识，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必将遭到无情淘汰。
第一个难以为继，是证券行业现有商业模式的难以为继。
以A股首次公开发行（IPO）为例，今年以来IPO融资额已创出3年新低，如今在审和过会待发企业近800家，但在弱势市场的倒逼下新股发行势必不会贸然加速，“堰塞湖”现象由此愈演愈烈。即使按照去年的发行频率，仅完全消化目前企业，至少要3年。
而从上市企业格局来看，许多大型国企和优秀民营企业已经上市，在民间创新减速的背景下，上市资源数目堪忧。而随着IPO审核日趋严格，势必导致一大批不良储备项目无法上市。如果期望重复过去的成功模式，进行粗放的业务开发和激进的项目奖励，过度依赖IPO，期待A股仍能达到一年300家的上市数量，必将给相关券商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教训。
再以券商经纪业务为例，目前不少证券公司经纪业务收入的比重仍维持在50%之上，许多券商仍在指望寒冬后的A股再恢复到几年前的交易频率，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从国际经验看，美国股市平均换手率约1倍、日本为1.4倍、韩国是1.05倍。随着投资者的逐渐成熟和监管对于市场操纵行为的打击，中国A股已不可能恢复过去7倍、8倍的换手率，当下令市场惊诧的所谓“僵尸股”未来可能成为常态。因为从成熟市场的发展看，一些少数人关注的公司本来就没多少交易量。单纯依靠通道业务模式的经纪业务之路，只会越走越窄。
近年来我国证券公司财务数据的盘落，正是简单重复过去所导致的：百余家证券公司的总资产不断缩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阶梯式减少。从2009年至2011年，我国证券公司的总资产经历了2.03万亿元、1.97万亿元、1.57万亿元的三级盘落，净利润则从932.71亿元一路降至393.77亿元。
第二个难以为继，是证券业本质的难以为继。
证券公司具有区别于其他金融业态的核心竞争力，证券公司要做投资银行该做的事，经营投资银行的业务，回归投资银行的本质，释放投资银行的基本属性，开发投资银行的业务潜能，拓宽现有的金融服务领域，推动行业向综合金融服务的方向转变。
但是，无论从我国证券公司的历史演变还是现状来看，均与投行本质相距甚远。以我国券商的投行业务为例，过去是额度制，每个省可划得几个额度，券商要到各省市部委找资源；随后是通道制，一家券商有几个通道，也由此演变成为企业对券商的公关；目前实施的则是核准制，券商要到各省市，甚至偏远县城去拉项目。在此转换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中国投行都只考虑了短期的利益取向，而投行队伍的建设也大多采取了高度短期化的类个体户模式，没有站在服务实体经济角度、成为行业专家角度进行更深层次的定位与开发。
对照美国经济历史，我们能得到更多启发。美国经济的第一次重要转型，是19世纪的最后30年，美孚石油、通用电器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迅速崛起。1901年，华尔街的J.P.摩根组织财团，买下了卡耐基和其他几个最大的钢铁公司，整合成为美国钢铁集团；美孚石油则收购兼并了中小炼油厂多达400家。美国借助资本市场平台重整了美国经济，成功跨越了重工业化阶段，成长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美国经济的第二次重要转型，发生在近30年，硅谷经济异军突起，每一个领头羊，微软、思科、朗讯、谷歌，Facebook……无一例外，几乎全部依托于美国资本市场尤其是纳斯达克的发现和推动。
正如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所说，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次经济转型，都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而非偶然。经济转型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下，是决定转型成败的关键。而从长期来看，资本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远远超过其他方式。
但从中国券商现状来看，在对新兴产业和核心行业的把握和影响力，对核心企业的发现、推动和扶持，对行业并购资源的开发等方面，还远远不够。百度甚至是盛大、九城，这些与当代中国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创新企业，全部在境外上市。腾讯股价屡创新高，市值已超500亿美元，但这与中国广大投资者并无关系；华为2012年营业收入首超爱立信，与A股市场也没有关系。
因此，中国券商要想发展壮大，必须抛弃以往龟缩等待、短线消极心态，回归中介业务本质，立足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全面金融服务，与国民经济发展同命运共呼吸。
第三个难以为继，是现有券商激励机制的难以为继。
不难发现，近年来一大批优秀券商的高管纷纷转换门庭，而高管的变更不可避免会带来业务层面的流动和公司原有设计的冲击。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证券公司在股权治理结构上存在着明显问题——尽管证券公司热衷于为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做重组改制、股权激励方案，但是自身的股权激励制度却长期不能建立，高管业绩再优秀，一旦与股东不睦或是任期届满，都难回避黯然走人的结局。由此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是公司高管和核心人员缺乏长期归属感，继而缺少动力建立长期的公司战略，短期行为严重；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各券商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监事会形同虚设。
这个结果看起来近乎荒唐却又是客观存在的：忙于为拟上市公司进行公司治理规范辅导的券商，自身的公司治理却是不合理、不规范的。
如果说以前券商行业因为牌照的垄断性、稀缺性，导致股权激励制度的不健全的话，那么现在，券商数量已达114家，而且牌照逐步开放，社会资本逐步进入，券商无法再依靠牌照获得垄断利润，在这个时点，建立适合公司特色的股权激励制度，是有必要的，而投资银行本来就是要建立在人力资源的基础上。
综合看来，今天中国券商面临的三个难以为继，并非未来空间不可为继。
危机，意味着危中有机。不难发现，在券商资产和利润逐级下滑的同时，银行、信托公司的理财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却在快速增长，这都说明市场上存在着庞大的资金和投资者群体，只是过去券商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及时有效推出新产品新服务。
从国家战略看，未来10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10年。2010年底，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了4300美元，中等收入陷阱已经到来。要想顺利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全球战略新兴产业获得一席之地，一个强大的、高效率的、引导社会资金优化配置的资本市场是不可或缺的。这对于现有的中国券商来说是大挑战，更是新使命。
从国际层面看，可以看到，目前国内券商面临的问题正是几十年前国外券商所遇到的。当年，美林等美国大型投行通过向富裕客户提供高端个性化服务，一举实现了从纯佣金型券商到独立资产管理顾问的成功转型。而从亚洲国家经验看，经纪业务利润将越来越低，而融资融券带来的收入将会增加。亚洲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证券公司必须在未来3到5年内加快发展，否则高端财富管理的机遇很可能会被其他金融机构抢走。
挑战、机遇、使命并存，摆在各家券商面前的，是一条充满未知却又不可逆转之路
(来源：证券时报网(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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