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记者在新疆、山西、天津等地调查发现，不少西部地区推出优惠政策吸引PE，但PE西迁可能只是“看上去很美”。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地方官 员、PE人士和业内专家认为，一些地方出于税收、政绩考虑加大了引入PE的力度，加剧了城市之间打造“PE之都”的竞争，但中西部PE增加主要不是东部 PE存量的转移，京、津、沪、深位居一线梯队的PE版图并未改变。在加强监管、统一税率的未来，PE发展将出现较大的分化。他们建议，从国家层面立法规 范、支持PE发展，政府应减少对PE的干预，引导行业自律组织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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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重金”吸引PE西迁疑云
如今的新疆，俨然一片PE投资的热土。这得益于2010年8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促进 股权投资类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的发布。其中规定，在新疆注册的公司制股权投资类企业能享受15%所得税率，还有地方财政奖励，相比北京、上海等地25%的 税率有大幅优惠。更具吸引力的是，新疆的企业上市有“绿色通道”，这对PE缩短投资周期，提高回报率作用巨大。
在上述优惠政策的诱惑下，总部设在深圳的达晨创投于2011年设立新疆办事处。达晨创投新疆首席代表邵红明介绍，从2011年7月至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达晨在新疆已投资3个农业项目：康隆农业、宏邦节水、永成农机。但目前达晨在新疆还没有正式设立基金。
跟着地方优惠政策走的，除了达晨，还有上海永宣、软银中国等。总部在上海、擅长矿产资源投资的上海永宣，比达晨在新疆的布局更早。其在2010年和 2011年分别和新疆自治区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合作成立了两只基金，首期规模达23亿元。目前，已投资了大中矿业、现代石油等项目。总部同样在上海的 软银中国2011年在天津和新疆都设立了基金。
与此同时，一批以避税为主要动机的中小PE也蜂拥入疆。
新疆金融办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新疆股权投资类企业已从年初的12家增加到358家，注册资本209亿元，管理的资产近740亿元。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新疆的股权投资企业和资产管理规模就跃居西部大开发省份首位。
无独有偶，“煤都”山西也出台了吸引PE进驻的优惠政策。2011年晋中市被山西省确定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示范区，当年9月发布了鼓励发展股权投资财税政 策。其中规定，注册资金符合条件的PE，每年投资总额有10%以上投在晋中，70%投在山西，将企业缴纳所得税、营业税的市、县两级留成部分全额奖励;投 资额不达上述比例，按70%予以奖励。高管人员所缴纳个人所得税，按50%予以奖励。
虽然条件很诱人，但晋中并没有出现像新疆那样的PE潮。山西省金融监管部门官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山西民间资本很多，但大多不愿意把钱委托给别人去投资。观念上不开放，导致募资困难。”
中西部地区的PE得到逐步发展，这是否表明PE从东部向西迁移呢?对此，邵红明说：“真正的PE是发掘好的项目，就算因为税收低了，但这里没有好项目，赚 不到钱，就得撤。而且那些以避税为目的的小PE根本就是‘南郭先生’，迟早是要被淘汰的。从投资角度看，PE并不局限于一个地区，新疆只是他们全国布局中 的一个点。而且，京沪等地的PE也没有大规模减少。那你说，PE迁哪里去了呢?”
上述山西官员也表示，PE不存在迁不迁的问题。“山西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因此才发展PE。但就算出台了很优惠的政策，但PE也没见得就蜂拥而至，大部分还在北京、上海等地。它们那里的市场环境、项目资源优势，山西在短时间里比不了。”
相比东部来说，中西部的PE才刚刚起步，PE增加、投资热度上升，是正常现象。业内人士表示，这增加了中国PE的总量，而不是东部PE的存量向中西部转移。
一二线梯队激战 “PE之都”博弈升级
实际上，在PE西迁的背后隐藏着各地争建“PE之都”、“PE中心”的激烈角逐。
一线城市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仍表示将延续或推出优惠措施，大力发展PE。天津目前已有股权投资企业和管理机构2400多家，认缴资本4600多亿元。天津市 发改委官员表示，今年以来，天津提高PE注册门槛，并整顿不合规的PE。但“两免三减半”的财税优惠政策仍延续。而且，天津市政府在今年1月搭建了PE与 科技型中小企业对接的市级服务平台——天津创投之家。在PE退出渠道方面，天津下一步将着手研究对冲基金。
上海浦东新区在2008年、2009年连续出台两项股权投资激励政策。上海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局长施海宁表示，截至2012年4月底，浦东新区已有800多家私募股权投资企业，涉及资金总额达到1400亿元。中国前十大PE中的6家已经入驻浦东。
施海宁表示，上海浦东新区下一步将抓好“金才优质计划”。这是一项旨在引进一流股权投资人才的计划。“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打造高端人才的竞争优势，凡是在金 融局备案的股权投资企业，对它们的高管，高管的父母亲、配偶、子女，提供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便利。”此外，今年下半年，浦东新区将重点研究并购基金，计划 出台一个支持并购基金发展的措施，促进PE退出渠道多元化。
6月7日，上海市工商局和浦东新区政府联合推出新政，其中，探索股权投资公司制企业直接变更为合伙制企业成为促PE发展的亮点。而现行政策是：公司制企业必须先注销才能重新设立合伙制企业。
而在2003年就开始支持创业投资发展的深圳，2010年再次发布了鼓励政策。深圳创投公会的数据显示，目前深圳的股权投资企业和管理机构有近1000 家，管理的资本达3000亿元。深圳市副市长陈应春6月6日表示，深圳前海金融新政有望于近期出台，未来将加大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力度。深圳创投公会秘书长 王守仁透露，下一步深圳准备吸引外资PE落户前海。未来深圳将强化PE总部经济，让深圳成为PE投资决策中心、资金管理中心、收益分配中心、高管培训中 心。
就在京、津、沪、深激战正酣之时，一些二三线城市也悄然开始抢滩布阵。据不完全统计，除新疆、山西外，鄂尔多斯、三亚也加入这场“PE大战”。
2009年1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重庆要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此后，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成为重庆市金融办的工作重点之一。
同样受益于中央政策的支持，2011年5月，云南定位为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云南省提出将昆明打造成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并于2011年8月颁布实施《云南省股权投资基金备案管理试行办法》。
而号称“中国迪拜”的鄂尔多斯，试图挥别“羊煤土气”，在2011年出台鼓励股权投资的政策后，就致力于打造“中国私募重镇”。
旅游城市三亚也不甘落后，2012年4月与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建设中国(南海)PE投资管理平台，把三亚打造成为PE注册和开展业务的集中地。
一时间，争做“PE之都”似乎成了不少城市的共同目标，唯恐被落下。
(来源：中国证券报 作者： 姚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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