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猎头机构推荐金领职位 企业 职位 经理人 专访 社区 会员 移动媒体APP 品牌 DSP 广告销售总监 30-70万 上海 北京 出海游戏-slg类游戏--游戏制作人 60-120 北京 青岛 游戏出海-slg类游戏--财务经理-美国 40-60万 青岛 北京 出海游戏-slg类游戏--主策 30-60万 北京 杭州 上市公司-传统机场户外媒体销售总经理 100-150万 北京 上海 A股上市OTT广告-销售总监/事业部总经理 40-70万 北京 上海 广州 传媒行新三板上市公司 CFO/董事会秘书 30-40万 北京 著名影视公司-电影宣传总监 30-50万 北京

　　

　　2012年2月，中国音像协会唱工委换届会议举行，宋柯举手表决。

　　

　　宋柯办公室里有一幅漫画，上面写的也是太合麦田的口号：“为人民的娱乐服务。”

　　从唱片公司负责人到烤鸭店老板：宋柯详解中国唱片行业没落之因

　　没话语权，游戏规则不在我手

　　在很多人眼里，宋柯既是个有商业头脑的生意人，也是个过于理想化的偏执狂。因为早在十年前，大部分曾以制作唱片为主体的音乐公司，都早已见风转舵，把公司的经营主线转移到艺人经纪和商演的领域。但宋柯却始终坚持原则，不断摸索新模式，必须要在音乐版权这一块获得合理的创收。这也使得他旗下的“太合麦田”最终成为行业中最具开创性的一家公司。

　　从1996年入行，至今年年初离职，宋柯足足用了15年时间去琢磨中国音乐行业的版权问题，同时，他也花了15年去看清楚这行业真正的问题所在。无论是早期传统唱片还有市场的年代，还是后来数字音乐崛起的时代，他都能找到靠版权赚钱的模式，只是这些模式都不太健全。

　　此前，宋柯做采访聊音乐，常常是坐在“太麦”的办公室里，满墙的唱片和海报，衬托着他当时的身份，一家唱片公司的老总。如今，宋柯却坐在他新开业的烤鸭店包房里接受着南都记者采访，虽然聊的依然还是音乐，以及跟音乐行业相关的事情———但不可回避的现实，是他已经不再是唱片公司的负责人，而是一家烤鸭店的老板。

　　传统唱片领域

　　传统唱片大势已去，成功起步的“麦田”随即转型

　　不吐不快

　　“当时整个商业系统的诚信很差，发行商瞒报销售数字，跟现在电影瞒报票房是一样的。而当你不能得到真实的销售数字时，唱片公司本身的市场导向就会有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内地流行音乐制品的推出，一直是延续着音像出版社编辑制的模式。直到1992年，香港的“大地唱片”公司在北京挂牌，包装了艾敬、老狼等一批歌手，内地流行乐坛才进入所谓的唱片公司包装制时代，并在1994年达到一个小巅峰。

　　但这所谓的巅峰期没持续多久。1996年，当时包括“大地”在内的大多数唱片公司，纷纷由于资金链的断裂而倒闭。原因是做唱片挣不到钱，至于为什么挣不到钱，人们把根源归结在盗版问题上。

　　宋柯就是这时进入唱片业。当时他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做了一段时间珠宝生意，在好友高晓松的怂恿下创办“麦田音乐”，那是1996年的事。当时，宋柯对这行业的未来看得不太清楚。用他的话说，入行一是因为理想，二是在这圈子里认识的人比较多。“我在出国前就认识很多音乐人，譬如张楚、黄小茂他们，回来后又认识了高晓松、郑钧、老狼这些人，基本上大家都在一个圈子，感觉这一行你有熟人，心就自然会踏实些。”

　　但宋柯是个生意人，做任何决定都必定盘算过利弊，所以在正式成立“麦田”前，高晓松带着宋柯去上海几个大的发行公司转了一圈，让他对这门生意基本上有了了解。考察完毕后，宋柯得出结论———虽然盗版侵蚀很厉害，但如果有好的内容，并且制作、批发、零售体系的利益分配合理，还是可以挣钱：“其实当时也很明白，即使能赚，也肯定赚得不多，但那时候的整个大环境还算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就觉得这行还可以做。”

　　之后，“麦田”的成功起步，证实宋柯对当时唱片行业的评估是正确的。1996年公司成立初推出的首张唱片是高晓松的作品集《青春无悔》，成本20多万，回收约50万。之后签下的朴树、叶蓓和尹吾三位歌手也相当成功。单是朴树的首张专辑，在内地就卖了65万张。

　　宋柯用高品质的音乐在传统唱片还能卖钱的那几年里挖到第一桶金。虽然因经营不善，公司总体还是亏本，但让“麦田”这个品牌在中国流行乐坛上占据不可或缺的位置。直到2000年伊始，互联网迅速崛起，传统唱片的时代大势已去，麦田也随即转型。

弊端1

　　销售量模糊

　　内地唱片发行，没有严格按销售数字分版税

　　回忆当年，宋柯甚为感慨，“如果你品质够好，不管是新人还是已成名歌手，发行商起码能保障你不赔钱。”但宋柯也强调，那时最大问题在发行上，“内地唱片行业，从诞生开始就没有过真实的销量数字，唱片公司和发行商之间是断裂的。我们闷头在做，他们也闷头在卖。”

　　传统唱片时期，唱片公司和发行商之间最普遍的交易方式是“保底”，就是发行商给唱片公司一个可观的、起码保证不赔本的价钱，把唱片“买断”，之后唱片实际上能卖多少，基本就跟唱片公司或歌手没太大关系。唱片公司从一张唱片上获得的收益，根本就不是从实际销量中获得版权费而来的。“当时整个商业系统的诚信很差，发行商瞒报销售数字，跟现在电影瞒报票房是一样的。而当你不能得到真实的销售数字时，唱片公司本身的市场导向就会有问题，你不知道在哪里卖得好，哪里卖得不好，所以我们的宣传跟实际唱片需求是脱节的。”

　　宋柯认为，真正好的商业体系，应该是下游(发行商)的数字反馈回来，上游(唱片公司)再去做一些调整，包括下一张的内容，也会有些数据做参考。“当时就是保底的形式，唱片公司拿到这笔钱就会觉得，反正不亏钱了嘛，甚至还可以赚点。大家就觉得没有动力去做。”

　　弊端2

　　零售价过高

　　发行商死守高价不降，导致盗版市场迅速膨胀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内地唱片业正处于卡带和CD两个载体的转换期，而盗版也正因为CD的诞生才壮大起来。当年一张原版CD，普遍要卖100元以上，而盗版CD刚出现时，也就15元左右，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盗版越发猖狂的根本原因。在这问题上，宋柯也道出了当时唱片业中的一些内幕。

　　“那时我刚从美国回来，反差感特别强烈。譬如在美国，原版卡带是10美元一盘，国内卖10元人民币，这个比例比较正常。但后来CD出来了，美国的普遍售价是15美元，比卡带贵不了多少，这就很容易把听众往购买CD的方面去引导。但在国内，CD要卖100元人民币一张，甚至更贵，这谁愿意买呀?”

　　宋柯说，当时CD之所以卖那么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刚开始时，CD的制作成本比较高，把价钱抬起来了。当CD普及后，制作成本降到很低，发行商却始终不愿意把零售价降下来，一意孤行守着高价位。“另一方面，还跟海外版权有关系。当时港台唱片引进到内地，港台唱片公司给内地发行商定了一个很高的版权价，目的就是要把唱片零售价抬到跟港台地区一样，譬如香港的CD平均也是卖100元左右，如果内地卖四五十元甚至更低，他们就担心会回流。”

　　当时，宋柯曾跟上海三大发行商提过建议，希望把卡带的售价提到15元，CD则降至20元左右。但最终还是因为一己之力过于薄弱没能实现，“到了2000年以后，CD的售价就被迫降下来了，不少内地唱片都买二三十元左右，但那时盗版已经深入民心，而且盗版最后卖到5元一张了，怎么竞争!”

　　彩铃业务领域

　　运营商的利润分成模式，先看到春天，然后还是失望

　　不吐不快

　　“279亿元的无线音乐收入当中，唱片业只得到5亿元———整个唱片行业来分这5亿，这算什么?基本上就是施舍，给你赏口饭吃而已。”

　　针对中国的唱片业体系的状况，宋柯曾提出一个“40%”的概念，他认为，就内容方而言，包括电影、电视，从商业体系中得到的收益比例，如果达不到40%的话，这个行业一定是不健康的。“而内地的唱片业，即使是当年环境最好的时候，也从来没高过15%。”

　　所以，在宋柯看来，早在传统唱片时代，内容方(唱片公司)就已经处于一个受压榨的劣势。他举例说，上世纪90年代传统唱片体系已经算高的了，大概能达到8%到12%，就是卖一盒10块钱的卡带，唱片公司能拿走8毛到1元，零售商大概赚1.5元，而中间的那块利润，就是发行商的。“也就是说，上游的制作方和下游的零售方所占的利益分配比例较低，中间的批发方占了大部分利润。”

　　关于这个分配比例的问题，宋柯在各种会议上呼吁了有七八年，但没有任何效果。直到2003年，当彩铃出现的时候，宋柯发现，这个利益分配方式比较符合他理想中的模式，所以他最早、也最快转入到彩铃领域。

　　彩铃的利益分配方式是“15：42.5：42.5”，就是当时合作的电信运营商拿15%，SP(增值业务提供商)拿42.5%，最后到唱片公司手里的利润还能拿42.5%。这看上去是一个很高的利润比例。后来，宋柯更把SP踢出局，直接和运营商五五分成。当时他乐观地认为，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游戏规则玩下去，中国的音乐行业从传统转向数字还是有一定生存空间的。

　　于是，2004年，宋柯与认可其思路的太合传媒合作，组建了“太合麦田”(简称“太麦”)。同年，在刀郎如日中天之时，“太麦”买下他几部作品在无线通信和互联网领域的版权，随之而来的几千万次的累计下载，给他带来了2000多万元的收入。

　弊端1

　　分配不公平

　　拿出来五五分账的，只是利润中的极少一部分

　　原以为数字时代的来临，会给音乐行业的命运带来革命性的转机，但最后结果依然和宋柯想象的不一样。譬如刀郎的彩铃版权，如果按42.5%分成的话，“太麦”能从他的歌中赚得1亿元。但实际上，SP会用各种理由隐瞒数字，最后，内容方的利润又被挤回到不足10%的空间去了，宋柯只得到了2000万元。后来，SP被踢出局，唱片公司和电信运营商五五分账，但结果也并没有任何改善，“比例是对的，但到底哪块收入能算入这个比例，不是我们定的，而是电信运营商定的。最后，我们实际得到的收入依然不成比例。”

　　事实上，电信运营商与内容商在收入分成上，只有少部分属于可以五五分账的。“以去年中国无线音乐的收入为例，公布的数字是279亿元，其中180亿是功能费，电信运营商不承认这属于无线音乐收入，但没有音乐它也不会创造这个收入。还有一部分无线音乐会员费，一年有大约60亿的收入，也没有列入分成里面。还有，电信运营商推出的音铃包，搞一个包月，包月费内容商一分钱没有，只有一点版权费。最终，通过各种名义版权异化之后，这279亿元的无线音乐收入当中，唱片业只得到5亿元，差不多又回到2%的比例。宋柯说：”整个唱片行业来分这5亿，这算什么?基本上就是施舍，给你赏口饭吃而已。“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 黄锐海 邱曼思 李习林 陈筱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