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将审批“十二五”规划。2月19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京召开年会，会议主题为“为"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几个重大问题”。
吴敬琏：
“十二五”要资源宽松不要货币宽松
今年人代会将批准的“十二五”规划，我觉得最值得看的是两个，一个是主线的规定，即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另外一个是动力，即更大决心全面推进改革。这两个是最精华的，非常正确的。
今年是开局之年、起步之年，怎么开好局、起好步，要处理好什么问题？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在“九五”时期，这么多年了，现在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有了很好的规划，要开好局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特别是宏观经济上来说，已经是两难境地。再继续收紧，不管是资产泡沫还是CPI都面临很严峻的问题，但是力度不够的话，这么多年货币供应量超过GDP增长，前面的风险很大。面对这个形势，我们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来保证开局之年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至少不至于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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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希望“十二五”能够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实施，这里讲的宽松，不是货币的宽松，而是资源的宽松。现在经济发展已经触到资源和环境的瓶颈了，所以不要因为大规模的投资或者追求GDP使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太紧了。
这个宽松不是货币宽松。现在有这样的议论，特别有地方政府，认为我们现在上这么多项目，货币政策调整使我们很困难，他们不希望执行一个偏紧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是从全局出发，偏紧的方向事关大局，如果紧不下来，会出很大问题。
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中期和长期来说，我认为最需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宏观经济政策，比如货币政策，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决策中心或者指挥中心来保证政策稳定，因为看起来措施是比较乱的。宏观政策现在是多头监管。
二是“十二五”投资计划需要调整，我前两天参加了国家规划咨询委员会会议，审议“十二五”规划，一听投资计划挺可怕的，比如说光是铁路投资就要达到3.5万亿元，非常大，“铁公基”项目都这样。还有战略新兴产业，投资规模也非常大。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也在兴起战略新兴产业方向的投资，这个势头甚至比起过去很多投资泡沫期的势头来得猛。这会影响整个“十二五”宏观经济稳定。
最后一点，要推进转型，但是只有一个好的体制下才能实现转型，好的体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体制条件不具备，又要转型，我想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政府一定要优化自己的行为，总的来说就是要为所应为，应该办的事就办，另外就是不要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比如说制定技术路线，比如说对特定企业实行政策倾斜、地方保护主义如此等等。（吴敬琏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蔡昉：
未富先老致经济“比较优势真空”
未富先老将成为“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战。2000年中国的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现在大概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7%，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人口的老龄化也在赶超，65岁以上老人比重2000年的时候我们是6.8%，和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样，但是去年我们的老龄化比例是8.3%，世界平均水平是7.5%，中国显著赶超了。老龄化无法停下来或者退回去。
目前可以看到，未富先老首先意味着要素发生变化，劳动力贵了，资本相对便宜了；其次，意味着中国将丧失原来劳动密集的比较优势；而且由于“未富”，我们不会在非常短的时间能一下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经济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处于“比较优势真空”，比较优势不显著。
下面我列举几个“十二五”时期的表现。一是劳动力供给新增量将迅速降到零，用16岁到64岁的年龄结构来看，在整个“十二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转型数量不足以补偿城市需求。在2015年的时候，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变成负增长，这是先老的表现。与此相应我们可以看到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加速上涨，这应该是一个趋势。
二是由于非熟练工人、普通工人工资的增长，将导致出现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趋同，而这又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农民工群体教育回报率的下降，这会创造一种受教育的负激励，很可能在一段时间会发生不读书或者辍学现象。
三是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素质需求没法保障。（蔡昉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哈继铭：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新常态，和过去5、10、20年相比，将明显下一个台阶，速度不可能保持在10%左右。道理很简单，资源约束以及劳动力不像过去那么充裕。这种新常态之下，中国未来需要注重经济增长质量而不是速度。
另外“十二五”时期人们要开始关注一些新现象。比如，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会出现什么现象？首先可能会出现，一对城市里的年轻夫妇，可能一个小家庭有9套房子，双方父母各给3套，自己有3套，就9套房子，这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结果可想而知，那些银行贷款也会出问题。这对房地产和金融都有风险，这个方面如何化解风险，除了土地制度需要改革，包括户籍制度需要改革之外，还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中国要尽快发展此类资本市场，比如将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再卖到境外，这样可以帮助中国政府、企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风险。（哈继铭系高盛香港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
杨伟民：
不能都搞新兴产业
“十二五”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主线。但是，如果全国各地都去调整发展战略新兴产业，都去搞风电，都去搞电动汽车，也都受不了，这就歪了偏了。如果让珠三角、让江苏昆山变成依靠内需的经济，估计也不现实。如果让内陆一些地区形成外向主导经济，这也不符合因地制宜。
还有很多需要讨论或者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收入问题，居民、企业、国家财政三个方向，提高个人收入比重，企业、国家财政的比重到底是降谁的？还有很大争议。有人提出来降政府的比重，这应该成为“十二五”必须调整的重要方针，我只是谈看法，因为“九五”时也提出了提高两个比重，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现在一些财政领域的改革和做法还是按过去这个思路去做的，这些问题必须考虑清楚。
关于怎么开好局，我认为一定要加强能源和资源管理。“十一五”很有成果的一个方面，是提出了关于单位GDP能耗降低20%，这个指标的问题是，GDP总量上去了，单位GDP能耗的下降也实现了。下一步如何加强能源资源的总量约束管理，对“十二五”起好步非常重要。（杨伟民系国家发改委秘书长）
王建：
怎么用市场机制解决“新短缺”问题？
我讲“十二五”期间的体制问题和发展问题。
一是体制问题。过去两年，应对危机出现了“国进”，调整结构出现了“民退”。最近房地产调控的“限购”，也意味着市场机制一定程度上在房地产领域的退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将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源，会面临越来越多的短缺，瓶颈会越来越多，这是否意味着，市场机制会在更多领域面临退出？
现在中国进口的东西越来越多，2010年中国进口了6000万吨粮食，而且在过去连续讨论粮食安全问题时，进口5000万吨曾经被认为是一个上限。铁矿石去年中国进口6亿吨，但过去几年全球铁矿石贸易量也就5亿吨。我担心，“十二五”期间中国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资源短缺，在这种“新短缺”的背景下，应该怎么保护市场机制，怎么样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我认为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下工夫。
二是发展问题，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仍然在追求高增长，但是追求高增长的实现渠道，现在很多人依然把投资推动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模式，这种观点很有市场，我觉得非常危险。其含义，好像是过剩问题在中国不存在的。有人写文章，现在消费增长率18%还不算高，经济增长还得靠投资，这样的观点很危险。在“十二五”期间，我一直认为一定有一场生产过剩危机，中国过去两年依靠4万亿元投资和10万亿元信贷，依靠投资需求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这种投资增长会带来什么，比如汽车产业，现在统计2015年汽车产量就要达到4000万辆，但中国的汽车消费才1800万辆，未来5年要增加超过2000万。
我觉得这些问题值得好好研究，“十二五”的目标，现在是收入增长要和国民经济增长、GDP增长同步，同步概念就是消费率没有提高，在消费率不提高的背景下，高投资所带来的问题将是非常危险的。（王建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曹远征：
警惕消费增长不能弥补投资增速下滑
未来5年可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投资增速会降低，但是消费增长并没能弥补上。这一轮投资在2年前发生的，很大代价，周期明年将结束。高铁为代表的基础建设投资，在未来一两年是看不到能转化为消费增长的。
这就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产能过剩，第二是债务投资。这轮经济刺激政策中，政府投资，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地方融资平台作支撑。在债务危机出现以前，有几个问题需在“十二五”开局解决。（曹远征系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陈志武：
“十二五”期间应重点解决国有股权民营化问题
我认为“十二五”期间应重点解决国有资产、国有股权民营化问题。
从某意义上说，无论是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还是对投资过渡依赖等现阶段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所有问题如果要根本解决的话，必须以国有权下放为前提。
无论是国有股所有权下放，还是经济决策权下放，最后都可以通过民间消费总量和民间消费增长速度这样的指标反映出来。
关于这个问题，我最近几年收集很多数据，用不同国家民间消费增长速度，以及国有企业产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来衡量，1970年到2005年，各个国家每年经济增长速度、每年民间消费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有什么关系？
大致结果是，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少的国家，大概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增长0.6个百分点。而国有经济比重高的国家，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增长0.2个百分点。
这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国有经济如果占比例高的话对民间消费增长有抑制。
在中国国有制经济安排下，一般老百姓消费投资预算方程里面缺少资产性收入这一部分，之所以中国民间消费在国有经济比重太高情况下会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关键就是国有制安排把财富效应本来可以对社会消费有贡献的部分，给卡住了。（陈志武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任志强：
中国未来经济转型只有城镇化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家都会提到投资、出口与消费之间的转换。我个人觉得，中国未来经济转型只有一个就是城镇化。
目前中国有60%的人种粮食，40%的人吃粮食，消费当然上不去。美国有97%的人吃粮食，但只有3%的人种粮食。美国消费增长就快。如果我们90%多的人自给自足怎么消费增长？
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当前城镇化率是40%多。如果按照世界上城镇化进程已经完成国家的进程来看，中国还需要很长时间。按照目前速度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还达不到70%，农民不减少，人均收入怎么增加？如果“未富先老”，就应该让农民富再让他进城，拿城里工资。
如果农民想增加收入，一方面是农民工进入城市，到城市去打工。但是受制于户籍制度，农民工无法进入城市。而另一方面，允许农产品价格上涨，但是会推高通胀，国家对农产品价格进行限制，两头堵死。那农民的收入如何增加，怎么让低收入人群劳动收入增长？如果按照世界同比情况看，我们没有成功案例支撑，这个经济转型可能转不了，根本不可能转。
我提的第二个问题，是政策导向。王建刚才提到投资的过剩问题，但这些投资都是产业投资，实际上由于政策管制，在教育、医疗、金融等服务行业，民间投资很难进入，如果开放这些领域的话，可以拉动更多消费，也可以缓解产业投资过剩，这就是转型。
我认为本质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开放市场环境，让更多投资回到有需求的地方，而不是行政需求拉动不需要投资的地方，这才能够调整经济结构，才是经济转型的根本。（任志强系华远地产董事长）
秦朔：
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第一个观点，在谈到“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变上，应该更多地关注微观基础。现在“十二五”整个规划是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福利有显著的提高。那么前提肯定是经济怎样发展，该怎么做。
而在资源约束加强的背景下，能源、人口等等方面要求我们应该有更高的效率，有更大的附加值创新。也就是说要在微观的基础上，把资源更多地配置于那些能够更少地消耗、更多地创造这样的微观机制微观基础上。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应该把更多的资源配置于民营企业、多元化现代化的上市公司，用它比较好的治理管理，来保证有更少的消耗，更多的产出。而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做的呢？可能事实上并非如此。
第二个观点是，“十二五”提出要发展服务业，可是发展服务业哪些方面呢？要有进一步的思想解放。
如果按照迈克尔·波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主要是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再到财富驱动。中国目前正在进入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财富驱动转化的关键时期，而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是与人们自由权利发展有关联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买这么多的房子？就是因为人买不到在精神世界、在心灵世界、在文化世界、在闲暇世界消费的“房子”，买不到在人的全面发展世界里的这种房子，所以他去买有形的商品的房子。
如果把这样的文化领域的地方释放出来，必然在服务业领域里需要更少管制和更多参与。
第三个方面是，未来从“十二五”开始，社会主题会非常显性。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如何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是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相信什么、信仰什么就能创造什么，我们更多相信市场，就会创造市场奇迹，在未来，需要更多相信社会。如果我们不相信社会力量，我们所谓创新，所谓公民社会形成，所谓政府和社会的良性平衡不可能达到，反而可能使我们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秦朔系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徐以升 孟斯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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