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未来”原本是一个以学术为导向的论述领域，强烈地倾向于人文主义企业管理的新理论，并且拥有紧密相关的经济学和组织发展方面的含义。然而，在过去十年间，该术语的使用范围已经扩大，并且在关于组织、管理和对新技术（特别是那些基于社交网络和社会媒体的形式和功能的新技术）的适应性的讨论中，已经成为一个核心领域。但是该术语的起源仍然在术语应用方式的取向上有所体现。

因此，人们对于“工作的未来”的兴趣不断提升，并吸收了起始于本世纪早期，但到2010年已经失去情感力量的“社交商业”为中心的论述在内，主要原因是以更加以人为本的工作场所为主题的工作管理软件的营销，以及人们在工作中寻找意义和目的的渴望使其概念变得模糊不清。

“社交商业”的第一波浪潮主要涉及采用诸如博客、维基、论坛、内联网、社区软件以及各种消息传递（例如即时消息传递和互联网中继聊天（IRC））之类的实践和技术。这是一个早期阶段，其中大部分早于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网络。社交商业工具（或工作管理）的第二阶段更多地是Web 2.0时代技术的产物，采用软件即服务模型和其他Web 2.0先进技术。

“企业2.0”有意背离了主要以技术为中心，并建立在与术语Web 2.0具有相似性基础上的社交商业学派。在一场关于“社交商业中，技术和人哪个更重要？”的长期辩论中，该学派站在“技术”这一边。麻省理工学院的詹姆斯迈克菲（James McAfee）可能是该术语的主要倡导者，但是该术语先是因“社交商业”的出现而风光不再，现在又因“工作的未来”和“数字转型”的出现而黯然失色。

正如“社交商业”迅速取代“企业2.0”一样，“社交商业”也被“工作的未来”所吞并。与此同时，我们见证了“数字转型”这个术语的兴起。“数字转型”可以被认为是对“工作的未来”的研究和实践背后思维的产业化，并建立在现代客户体验的原则和物联网（loT）使能技术的基础之上。

以下是我在一年前有一次介绍中所用的一个定义：

数字转型：一种新的商业运作模式，以不断创新为基础，通过应用数字技术和围绕客户体验进行运作重组，更好地吸引日益增长的数字客户、公司生态圈中的其他合作伙伴以及范围更大的市场。

请注意，“工作的未来”的内容主要被“运作重组”这个短语所代替，并且这些变化的形式和主旨是为了满足与客户相关的数字立足点的需要。“工作的未来”论述中的重点是工作的人性化和民主化——以人为先——在“数字转型”论述中转向以顾客为中心的动态关系。

过去十年间，管理层和商业界有关工作的未来和数字转型的讨论日益激烈，而早期的术语——社交商业和企业2.0却已被弃置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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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很明确：

早期使用的对促进商业运作和组织文化的变革特征加以描述的方法——具体而言是“社交商业”和“企业2.0”——在一般情况下已经不再使用。事实上，“企业2.0”已经完全过时。

今天，关于“工作的未来”和“数字转型”的讨论日益增多，并且已经成为关于商业运作和组织文化的大多数讨论中的主要话题（今后一定时间内仍然如此）。

事实上，最好将这两种思维方式看成是同一潜在现象的两个方面，有关“工作的未来”的对话更多地关注与人际互动、组织发展、创造力、创新和生产力有关的问题，而“数字转型”则可能更多地强调数字技术对与客户之间关系的影响，以及重新思考和重组工作模式以更好地适应21世纪的市场需求。认识这些差异的另一种方法是：

“工作的未来”有关工作者寻求更人性化的工作场所，以及追求工作的意义、目的、自决和尊严，属于社会学和人类学范畴。

“数字转型”有关企业寻求与客户建立更密切联系，并力图采用和适应日益先进的技术来提高公司的灵活性和竞争力，属于经济和技术范畴。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我们对商业、媒体和社会中的人类社交系统，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反思的每个时刻，人文主义和技术这两个孪生视角都会再现。当然，当时的通信与信息技术会对社会和个人产生影响，但它是当时社会的一部分：这种影响是由个人、团体和组织通过采用这些工具，然后适应这些工具而造成。正如俗话所说：“我们塑造工具，之后工具再来塑造我们”。1

1.2 统一的模式：社会演化

就促成本报告的研究而言，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关于这些理念的历史性思考中找到一个中间地带，为已经涌现的商业实践和技术中的下一波创新大潮奠定基础。

为此，我将大量借鉴戴维·罗森菲尔德（David Rosenfeldt）在其《部落、机构、市场、网络：社会演化的框架》（Tribes, Institutions, Markets, Networks: A Framework About Social Evolution,）（Framework about Social Evolution）这一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中提出的社会演化概念。该书于1996年出版，作者时任美国兰德公司的资深社会科学家。

坦率地讲，我之所以将罗森菲尔德的著作作为本研究的统一模型，首先是由于他的著作以观察为主，而不是为个人、公司或机构倡导某种具体的行动方针。其次，罗森菲尔德的分析中可能最有说服力的一个方面是，他认为“协作网络”代表着社会演化的第四个阶段，一个由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兴起的新通信技术浪潮所引领的阶段。2

罗森菲尔德提出，他的四种形式与人们在各个时代对社会加以组织的方式相一致。注意，所有这些形式均以底层的社交网络为基础，但是它们又具有不同的形态，并且可以由不同类型的信息技术所代表。

部落——部落是基于亲属关系（后来基于兄弟关系）的社会，出现时间早于更为复杂的形式。新石器时代的部落先是依赖于口头文化，后来又依赖于早期的非正式文字书写体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现在仍然在以部落方式生活，通过语言、地点和社会身份来寻求一种归属感。团队互动和组织发展大部分是在部落层面上进行。然而，部落体系并没有很好地得到扩展，而且容易形成家族主义和世仇。然而，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曾有过在小公司工作的经验，即使在21世纪，部落主义仍然存活得很好，并且许多公司会因“像一个家庭一样”而感到自豪，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积极因素。

机构——以机构等级取代亲属关系作为社会的核心组织原则。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就机构取代部落所写道的：

集体身份不再以共同祖先的形象作为代表，而是以共同统治者的形象作为代表。

机构——如军队、教会，以及最终达到顶峰时的国家——其特征可以被描述为自上而下的决策和权力结构，以及随着机构规模和高度的增加而形成的整体权威的僭越。大型机构的规模因正式的文字书写和印刷体系，以及存储和分发此类信息的机制（如图书馆、罗马道路和泥片仓库）而得以扩大。随着规模的扩大，官僚化、办公室工作专业化，以及普遍存在的条文主义削弱了部落平等主义规范的力量。当今工作场所中的小规模社会化大都具有部落化性质，而几乎所有的大规模商业组织都具有机构化性质，其核心结构可以追溯到青铜器时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和国际法律法规的适度影响以及劳动力和自由市场的兴起，制度的某些更为专制的属性以及教会和国家等对政治权力加以平衡的各种方法日趋成熟，如法律与自由出版的兴起。罗森菲尔德等许多人都认为等级制度有很大的局限性。正如罗森菲尔德所说的：

【等级】不能很好地处理复杂的交换和信息流。这一点在经济交易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因为它使君主制及其官僚机构对经济交易进行具体控制变得过于复杂。他们越来越难以用一种有效的、可接受的方式对条款和价格做出规定。一个国家境内外的远距离贸易尤其如此；随着贸易的发展，按照国家命令经营的贸易者和商人们努力打破专制统治，走向独立。因此，机构治理范式在经济领域开始走向衰败，并让位给下一个大规模的形式：市场。

市场——市场是为了响应需要在保持个人主权的同时进行互动和共存的机构而出现，并因此通过银行、交易所和公共场所等系统产生了交易性互换。市场体现着复杂的社会协议，如财产法、合同、交易所定价、会计准则和面向市场的法律所实现的协议，以及与法院、行业协会或对纠纷进行裁决的其他当局之间的协议。在最高层次上，这些体系及其相互作用形成了我们所认为的经济。而且，市场取向强烈地倾向于对竞争加以管理，而非诉诸等级命令或部落争斗。当今由通信和信息技术所支持的全球工业化经济是对市场的全面化实现。最初有电报、电话、电传打字机，后来演变成印刷、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这些都是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兴起的：

第一次工业革命（水和蒸汽动力，带来机械化生产），

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带来批量生产），以及

第三次工业革命（电子和计算机，带来自动化生产）。 "

第三次工业革命奠定了当今互联世界的基础，网络媒体现在主导并包含了所有先前的通信和信息技术。为了应对这些变化，组织逐渐扁平化，中层管理人员被精简，非核心职能被外包，公司越来越关注顾客的需求，但直到最近，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典型的大规模工业化的经济学框架中。

正如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所描述的那样，如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代表了另一种构造转变：

为什么如今的变革不仅代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延伸，而是代表了与众不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我们有三个理由可以解释这个问题：速度、范围和体系影响。当前的突破速度是史无前例的。与之前的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以指数而非线性的速度飞速发展。而且，它几乎破坏了每个国家的每个行业。这些变化的广度和深度预示着整个生产、管理和治理系统的转变。

数十亿人通过移动设备互联互通，拥有前所未有的处理能力、存储能力和获取知识的渠道，这些可能性是无限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物联网、自动驾驶汽车、3D打印、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材料科学、能源存储和量子计算等领域的新兴技术突破将成倍增加这些可能性。

【……】

在供应方面，许多行业都见证了新技术的引入，这些新技术创造了全新的方式来满足现有的需求，并显著地破坏了现有的行业价值链。敏捷、创新的竞争对手也带来了颠覆。他们能够利用全球数字平台进行研究、开发、营销、销售和分销，因此能够通过提高交付价值的质量、速度或价格，从而能够比以往更快地取代现有的老牌企业。

随着不断增长的透明度、消费者参与度以及新的消费者行为模式（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对移动网络和数据的访问上）迫使公司调整其设计、营销和交付产品和服务的方式，需求方面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这些变化增加了公司采用新的组织形式和运行原理的压力。

网络——正如市场不断发展以满足层级机构交互和共存的需要，导致机构能够响应市场的创新和发展，我们也正在经历另一个转变。在这个转变中，组织需要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指数发展步伐以及其正在引入的颠覆性技术。这就为组织的转变创造了环境，彻底变革组织的结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电子邮件以及其他前网络和Web 1.0通信技术的采用导致了企业的‘再造’，以及在降低成本和精简业务流程的目标的驱动下中层管理人员的空心化。这导致了‘扁平化’的组织，但这些组织的结构仍然主要是分层的。然而，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转变正在弱化机构的垂直性，主要通过削弱其管理层级中固有的命令和控制，将决策和自我决定从组织的核心分散到更贴近顾客的组织团体，以及鼓励更加开放和自由的信息共享。在另一篇文章中，我将其描述为将权威、自我决定和创新推向公司的边缘。这就是大卫·伦菲尔德所说的社会进化的网络时代：

‘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其他角度考虑，越来越明显的是，信息技术革命和相关管理创新正在减轻这种形式的不足并提高其效率。为什么信息革命在技术和非技术方面都有利于组织网络的兴起？首先，这场革命给传统机构带来了困难。它侵蚀了科层制，分散了权力，忽略了边界，并且往往会迫使封闭的系统变得开放。这会损害大型、集中、老化的科层制机构。（这并不意味着制度形式正在消亡；各种类型的科层制机构——尤其是国家——仍然对社会组织至关重要。出色的、反应迅速的机构将调整其结构和流程以适应信息时代。许多机构将从严格的科层制向融合了科层制和网络的新型灵活的模式发展）’|大卫·伦菲尔德

正如伦菲尔德所说，科层形式仍将存在，正如市场所施加的控制仍将存在一样。但是，越来越多的围绕网络业务工作的沟通、协调和合作通过整个组织的横向连接传递，从在小团队中完成的工作，到团队之间形成的联盟，再到与供应链合作伙伴和合作伙伴之间横向联系日益紧密的生态圈，最后到顾客。请注意，顾客变得越来越数字化，他们可以以各种方式参与生态圈，而这些方式在以前的时代中完全不可能。也许，这种从纵向向横向过渡的高潮，是来自以合作为中心的多组织网络的流动性和灵活性，以及行政领导的角色变化。随着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控制的急剧减少——这相对于第四工业时代的指数型变化速度来说太慢了——领导阶层转向创造和维护经济、文化和技术环境，从而减少摩擦、指导投资并塑造文化规范。

1.3 向社会平台和生态圈的过渡

伦菲尔德是一位极具先见之明的社会历史观察者，他成功建立了一种模式——社会进化——我们可以有效地将其作为当今时代之前的各个时代的背景。然而，自从他撰写了这本关于社会进化的专著以来的二十年里，技术和社会的变化已经开启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同时也开启了社会进化的第五个阶段。我们必须将平台添加到组织模式的列表中，与早期模式一样，平台采用了早期模式的形式，并通过涵盖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重新组织企业运营。

以下是社交平台概念的快速定义和介绍，我们将在第四章‘网络的未来：平台和生态圈’中详细阐述这个概念。

‘平台’一词定义了一组松散集成和可扩展的软件功能（‘工具’），它们可以为大型甚至是多组织网络提供自动化、通信、协调和合作的手段。我们见证了基于平台的双边市场的出现，例如叫车系统（优步等）和自由职业者平台（如Upwork、跑腿兔等），这些平台可以实现商品或服务买卖双方之间的经济交换。这些平台背后的公司负责调解这些平台，他们通过推广平台赚钱，并且在买卖双方之间进行调解，采取的方式与其他更传统的市场采取的方式非常相似。这些平台在经济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举个例子，通过Upwork，自由职业者能够在公平透明的交换中向企业提供他们的技能，阻止不良行为和不良行为者。

当一个平台变得足够富有——能够提供足够丰富的功能并且拥有非常大的用户规模和密度足以形成复杂市场时——我们认为平台可以促使生态圈的形成，此外，嵌入平台的操作原则塑造了生态圈中出现的文化。

在接下来的两节之后，我们将在第四章“网络的未来：平台和生态圈”中再次讲述这个话题：

在第二章“网络时代”中，我们将探讨几种重新思考组织形式和运营的现代方法，具体来说就是弗雷德里克莱卢的《重塑组织》、合弄制以及被称为‘团队的团队’的方法。

在第三章“海尔、人单合一以及张瑞敏的愿景”中，我们将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来探讨海尔的发展史，特别关注海尔的愿景，即将从跨国组织转型为社会平台作为其运营的基础。

1. 人们通常认为这个表述来自马歇尔·麦克卢汉。但是，第一次使用这个表述的人似乎是约翰·卡尔金，他于纽约福特汉姆大学担任传播学教授，是麦克卢汉的好朋友。他著述了一篇关于麦克卢汉的文章（《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教师指南》），并在其中使用了这个表述。

2. 我认为伦菲尔德提出的模型与艾德·罗杰在《创新扩散》中提出的模型同样重要。随后，杰弗里·摩尔在他的《跨越鸿沟》一书中推广了这个模型。然而，杰弗里·摩尔没有推广伦菲尔德的模型。

2 网络时代

在深入探讨海尔和张瑞敏的人单合一观点之前，我想先来看看几个重新思考组织动态学的网络时代的实验。我选择了一些广为人知的（而不是很好理解的）方法，比如

弗雷德里克莱卢的‘意识水平’观点（正如《重塑组织》中描述了该观点），

控制论启发的合弄制的‘自我管理’科层制，以及

最有前途和最广泛采用的网络时代方法，即‘团队的团队’模型，其中传统的层级模型被强调‘去中心化的自治，精英管理和合作意识’的网络的网络所取代1。这种方法已经被广泛采用，比如非盈利性组织阿育王，斯坦利·麦奇斯特尔将军对伊拉克不对等作战的反应，以及博世、亚马逊、网飞和USAA等敏捷组织的扩张。

这些方法强调的重点各不相同，我们将在以下章节中了解到这一点。

莱卢主要关注在人道主义精神追求中接受商业变革推动者。

合弄制的倡导者似乎受到启发，创建了自我管理的分散式科层制；然而，它仍然饱受科层制的所有缺陷的影响。

‘团队的团队’方法具有高度的创业精神，并力求在当今时代使组织更具响应性、灵活性和敏捷性，而这些属性在当今时代是唯一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虽然这些实验都给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内在关注点，但是它们无法满足平台社会时代的需要。

2.1 弗雷德里克莱卢：作为一种精神追求的《重塑组织》

《重塑组织》是弗雷德里克莱卢最著名的作品，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人类社会正在经历意识的进化，莱卢以颜色来命名意识的进化，从史前的‘红外’到‘蓝绿色’。这与伦菲尔德的社会进化模型的阶段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莱卢的红色组织基本相当于伦菲尔德的部落。然而，莱卢的琥珀色、橘色和绿色组织反映了越来越具有人道主义色彩和合作意识的领导风格和组织模式。然而，这些并没能明显地反映外部世界的状态，而是反映了企业领导者的精神或哲学取向。

(来源：百度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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