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拓(黄德慈,Bob Huang)做到了。这位生于中国台湾,高中移居日本,后来赴美国深造的华人企业家,在2003年,成功地让自己创办的新聚思公司(SYNNEX,以下简称新聚思)在财富500强中争得一席之地,当年名列财富500强第350位。
从1980年创办公司,黄拓花了20年时间经营这家以信息产品分销的物流公司,2003年,新聚思在纽交所成功上市,公司当年营业额达70亿美金。
现在,这位“财富明星大道”上留名的成功者,把美国的事业交给了继任者,准备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大陆的市场中来。他说:“中国的市场很大,至少可以再做10到20年。我60多岁了,但我对中国的市场还有很多想法。”
《财富时报》:您早年曾经居住和工作在日本,这段经历对您后来创办新聚思有帮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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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拓: 我出生于台湾,高中时,因为我父亲到日本工作的原因,全家人移居日本。 我们家与当时日本最大的方便面厂家日清公司有着非常深的渊源。日清的老板,日本的方便面之父安藤百福原名吴百福,也是来自台湾,是我的同乡,他小时候我祖母曾经带过他。所以说方便面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在他的公司成立之初我的父亲也帮了不少忙。我父亲当时发明了一种可以直接用来煮面的纸盒。
后来我到美国拿了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的电子、统计双硕士学位,就加入了一家销售制造半导体机器的公司,在日本负责公司整个东南亚业务。从1974到1977年的3年间,这段工作经历让我学到了日本文化中对质量的讲究, 对过程的细化,对人的关系的界定,对忠诚度的要求,对团队的建设,这让我一生受益良多。
《财富时报》:新聚思的成长过程有没有遭遇过挑战?公司发展的最重要里程碑是什么?
黄拓: 1980年创办了新聚思,之后发展得很快。在1987年的时候,我发现公司的成长速度和赢利速度不成正比,需要引进外部的投资者。当时东部有一家公司想收购我们,我就向当时在华人商界里很成功也很有声望的李信麟先生请教,李信麟一听就说干脆我投资你得了,一顿饭的时间,这个交易就成交了。李信麟就成了我们公司的投资者。这就是我们创业历程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几年之后,公司发展迅速,急需新的投资进来,当时李信麟就帮我介绍了台湾神通集团的苗丰强先生。苗先生后来成为我们公司的董事长。直到1998年他在资金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同时也把组装电脑的技术带到了新聚思。我想这两件事对我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也是重要的里程碑。然后在1997年的时候,我们收购了电脑天地(Computerland)这又是很大的里程碑,因为这次收购使我们完成了从经营配件到整机的转变。从此之后公司的发展就如虎添翼,蒸蒸日上了。2003年公司在纽约交易所上市,完全走上了正轨,全球6000 多名员工,营业额达70 多亿美元,在财富500强中排名350, 成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产品的分销物流商 。
《财富时报》:一个公司的成功与对企业文化的成功构建密不可分,不知道您对新聚思的企业文化有何阐释?
黄拓:我们公司企业文化和经营哲学的核心是 “3V”,就是Velocity、Value、Visibility(速度、价值、 明晰)。
首先说速度。我们所处行业瞬息万变,变化快的时候反应必须要快。我们管理的资产很大、周转很快、成长很快,当资产成长很快的时候, 就一定要提供Visibility, 也就是方向的明晰性。要让各个层次的工作人员都对工作的目标很清晰,洞若观火。这就好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一样,前面看清楚了,你一脚油门踩到底。但如果你看不清楚呢,开的再快,也可能是南辕北辙。
我的一个基本想法就是做事的人必须要创造经济价值。我们讲创造价值,有时做的事情可能效益和成本不一定成正比,不要看上去很忙,但什么事情也没做出来。我们所说的价值(Value)包括企业自身价值和客户价值以及员工价值。 首先,你一定要对股东负责,一定要赚钱给人家。第二,你必须照顾好雇员,让他们对公司始终抱希望。第三,你要帮助你的客户创造价值,你要提供最高效率的服务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财富时报》:但理想和现实往往会有距离,这个“3V”原则具体怎样执行?
黄拓:我们在做基础建设时就非常关注细节。在公司里,我觉得我有两个角色,我既是牧羊人,也是牧羊犬。牧羊犬并不是谁都可以做的,做不好,公司会产生新的权力斗争。做牧羊犬的意思就是管理者要了解足够多的细节,这样别人就骗不了你。
《财富时报》:新聚思如何看待眼下的中国市场?有没有中国市场的发展规划?
黄拓:我从上世纪80年代就在中国陆陆续续做了一些事情。但1986年前后遭遇了银根紧缩,我忍痛撤出了中国市场。
现在,新聚思分别在北京、成都两地成立了全资子公司,作为公司在中国地区的商务中心、全球业务支持中心、软件研发及技术支持中心,为新聚思全球客户提供国际先进水平的企业商务解决方案以及IT技术支持服务。
我来中国之前已经宣布了我的继任者,我一直觉得亚洲这面下的工夫不够,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机会,这样我可以在这边多花点时间,看看能不能把服务的生意做得上一个档次。
《财富时报》:眼下在中国做信息产品分销有何挑战?
黄拓:我觉得在中国做信息产品分销确实很难。在中国做服务不容易,这个和东方文化有关系。东方人的传统观念里,他们不愿意为无形的东西付钱,他们没有认识到服务的价值。在日本文化里, Service(服务)就是免费的同义词。但我觉得不管怎样,美国的一些商业模型中国还是可以拿过来借鉴的,中国也有一些产业可以提升,超越附加值比较低的加工业。
信息技术方面,中国的市场至少可以做10到20年。但中国在工作效率方面还有可以改进的空间,在基础建设方面,信息技术本身的应用还不够,离国际的先进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说空间很大。
我现在60多岁了,但我对中国的市场还有很多想法,也希望用自己的经验来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中国企业的全球化。
(尉少军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财富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