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当前发展重要的历史机会。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与国家市场潜力巨大，与我国经济相互补充，具有广阔的投资前景。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到今年五月，已经过去了3年零8个月，期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与合作发展迅速，沿线地区合作意愿和热情高涨。在2017年3月6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表示，近3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已经超过500亿美元，并且这些项目进展情况的效果良好。在今年五月“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期间，各国政府、地方、企业等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重要举措及务实成果，共计270余项。可以说，在这短暂的三年多时间里，“一带一路”建设已然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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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带一路”建设成绩斐然，但对外投资伴随着的政治风险问题不容忽视。政治风险，亦称国家风险，是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在一定程度上由国家控制的事件或社会事件引起国外投资者损失的可能性。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国有化风险、战争风险以及转移风险（东道国政府通过外汇管制等措施，使投资人无法将其利润、资产等汇回本国时带来损失的风险）。由于“一带一路”建设涉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周边市场，其中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基础较薄弱，地缘政治关系错综复杂，宗教信仰等社会因素盘根错节，许多国家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对内面临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国内外局势的不稳定给国际投资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中国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项目大多集中在能源资源基建类，这些项目的前期投入巨大，完成后维护运营容易且收益稳定，很容易被东道国政府垂涎而收归国有。目前，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政策推进与中国企业向“一带一路”国家与地区的走出去的最大阻碍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投资的其他风险因素也越来越与政治因素相交叉结合，由此产生的政治风险则更加难以察觉和防范。以缅甸密松水电站为例，2009年3月，中缅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合作开发缅甸水电资源的框架协议》，总投资36亿美元，2009年动工，预计2017年首台机组开始发电。但是在2011年9月30日，缅甸总统吴登盛突然以“人民意愿”为由，宣布在其任期内暂时搁置密松水电项目。表面上密松电站是因为没有做好环境评估和保护而引起当地居民集体抗议，造成了项目停滞。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密松水坝建设将要淹没的390平方公里土地中，有接近一半是缅甸反对派独立武装克钦军控制的地盘，会极大压缩其与缅政府对抗的战略空间。当地爆发的多次反对密松发电站的抗议游行的背后都有政治力量的推动，最后迫使政府叫停水电站项目，中国企业成了这场政治较量的最大受害者。如今越来越多的政治风险披着环境保护等其他风险的外衣出现，需要海外投资者们格外注意。
投资过程中的政治风险应对，应当做到四个方面：一是投资前期的细致调查和风险预防；二是投资中期对突发事件的灵活调整；三是风险发生后的损失追偿；四是“一带一路”专业人才培养。
一、 投资前期的细致调查和风险规避
“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开发援助，“一带一路”建设采取共同参与、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和共享成果的合作方式，通过合作实现共赢。所以投资者一定要对候选的投资项目有充分清晰的认识，不能把真金白银投入到高风险、低收益的项目当中去。在投资前期，预防与规避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风险防范手段。企业作为投资项目的主体和风险承担者，可以通过实地评估、专家咨询等方法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做到充分了解。同时，企业可在政府的帮助下建立行业协会，通过行业协会实现风险信息共享，帮助企业在了解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的前提下，评估在东道国进行投资的收益与损失的可能性，并以此决定投资与否。
即使投资目的地的政治环境相对稳定，暂时适合投资，也应当在投资前做好充分的风险规避工作。例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就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项目推出了保险产品。投资方可以通过购买相应的海外投资保险将政治风险部分转移给保险人，借此规避政治风险的影响。除此之外，与东道国本地资本合资经营、在东道国融资等多种方式也可将风险部分分担给当地合资人，从而减少自身承担的风险。
对于政府而言，应当为“一带一路”建设投资企业提供充分完善的政策保障和后备支持。譬如，政府可签订双边和多边的投资保护协定，扩大国际投资的保护范围；或者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企业提供完备的风险规避的手段，减少潜在损失。近年来，我国初步建立了以政策性保险机构为主体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提供包括汇兑限制、征收、战争及政治暴乱、政府违约风险在内的海外投资保险，对国内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快速发展，国内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活动越来越多，我国现行的海外投资保险品种单一、覆盖面窄、保险费率过高等问题也日渐凸显。我国应充分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具体的风险情况，不断推出适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政治风险的新产品，提高保险产品的覆盖面，并可以利用财政支持补贴“一带一路”保险金，使保险业务为投资企业打造一面坚实的后盾，更好地发挥其对“一带一路”投资的激励作用；另外，政府部门应当加强对沿线国家政治风险的科研力度，由著名学术机构和企业结成联盟或智库，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风险进行研究，完善风险信息共享和预警体系。
二、投资中期对突发事件的灵活调整
除了投资前的预防规避以外，在投资项目进行过程中对突发的政治风险事件的应对和处理也十分重要。因为政治风险的发生具有一定的潜在性和复杂性，仅凭企业一己之力难以准确地预见和防范政治风险。相比之下，政府具有更加及时，更加完善的信息来源渠道，应当建立健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披露预警机制，以供投资企业进行参考。另外，在风险发生时，政府应当立即组建撤离小组，协助企业快速撤离，最大程度减少企业的损失。
至于企业本身，应当时刻关注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因素，在发现政治风险发生苗头时，可以通过提前转移资产、逐步替换并撤离外派员工、主动和东道国谈判等方式最大程度地缓冲政治风险发生带来的冲击。
三、风险发生后的损失追偿
企业在遭遇政治风险后，主要面对的就是损失的求偿问题。企业应当在损失发生后，迅速留存相关证据，以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损失的求偿问题，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国家由于政治不稳定，国内局势动荡，法制体系尚不完备，缺少透明的法律诉讼渠道。而且因为远离母国，在跨国诉讼特别是政治相关的诉讼中企业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此时政府应当出面提供政治援助，以支持企业顺利获得损失补偿。随着国际贸易冲突已经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在处理贸易冲突时，我们应坚持平等互惠，不主动制造贸易冲突和纠纷，但并不畏惧任何冲突和纠纷。一旦产生矛盾，坚决争取与自身地位相对等的经济利益。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加快适应国际规则变化并不是中国崛起征途中的唯一选项，在逐步扩大中国需要肩负的重大国际责任同时，也要根据国家实力消涨的动态地运用政治、经济金融乃至军事手段保护和捍卫国家整体利益。
四、“一带一路”专业人才培养
千秋基业，人才为先；大城兴起，人才为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地区语言不同，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环境各异，这虽然是各国各取所长、合作共赢的前提，但也给“一带一路”的顺利建设带来了挑战。加强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培养大批与“一带一路”建设要求相适应的人才，是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培养适应“一带一路”建设要求的专业化人才，应当首先建立起以高校为核心的人才培养高地，通过设立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语言、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研究课题和研究中心，辅以必要的财政支持，培养适应国际投资合作新发展、新潮流的国际化人才，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过硬的“软件”支持。比如，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在培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不但接受有政府奖学金本硕博各类学生，也接受沿线各国的自费生。在比如，天津财经大学国际教育院，以中国政府奖学金为抓手，沿一带一路，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英国，匈牙利，泰国，蒙古，韩国，刚果布，等33个国家招收财经专业的本硕博各个教育层级的学生，推进汉语国际教育，传播中国文化。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已取得了丰硕的成绩，沿线的投资活动日益活跃。然而我们也应当准确地认识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局势有特殊性与复杂性，政治风险的应对处理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向“一带一路”国家与地区的走出去的重大挑战。我国的政府与企业仍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总结经验，提高自身的风险应对能力，完善风险防控制度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优质的投资环境，使我国的企业更好地走向世界。（景乃权，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新华社特约经济评论员；童威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硕士）
(来源：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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