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辈制片人相比，新一代制片人深谙国际电影节之道，似乎更懂海外发行的门道。小成本电影先到海外发行、拿奖，口碑发酵后，再回国内上映，这似乎成了一种通路。
各大国际电影节，似乎成了青年制片人追寻电影梦的必经之路。
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的第七天，北京下了一天的雨，制片人任江洲坐在雨天影业北京的办公室，一脸颓态。他没有前往戛纳，而是刚刚从马来西亚买了一部动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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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位于公寓楼阁楼中的小公司，做出了获得2014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影评人最佳新锐导演，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最佳剧本提名、伯爵优秀剧本奖的《心迷宫》。
这是新生制片公司的常态，租在商住两用的公寓楼里，大点的公司租一整套，小公司只有一间。他们在看不见的城市一角，追寻着与电影有关的梦。
雨天影业曾用名海平面影业，《心迷宫》是第一个项目，制作成本170万、在内地创下1000万的票房，这对于艺术片实属不易。任江洲是《心迷宫》的制片人，也是发起人。
虽有《心迷宫》的光环，任江洲却感到做电影越来越难。目前公司与一批新导演建立合作，同时有六七个项目成形，还成立了儿童片部门。面临着电影和公司运作的双重压力，他显然有些吃不消，正在寻找着出路。
国内电影产业同样在寻找出路。产业向工业化生产方式过渡的当下，时代造人，入行几年的青年制片人们找到了发光的土壤。他们有自己特有的标签，在适应原有的市场形态时，也在无形中缔造着新的游戏规则。
一批青年电影制片人正在缓缓崛起。
艺术片“试炼”
“公司要换一个思路了。以后只聚焦一个类型的片子，把非线性叙事做到极致。”任江洲似乎为公司找到了一个方向。如他一样，多数青年制片人都有自己的制片方向。
极端语境下，电影工作可分为导演中心制和制片人中心制，相比于导演的创作角色，制片人更像一个电影的管理者，完整的制片工作涉及剧本、融资、拍摄、宣发等全过程。专业的制片人对于保证电影生产的规范化有重要作用，但在国内电影过去几十年里，制片人并非被重视的职业。
多数人在现阶段选择了艺术片，并选择独立制片，有的出于兴趣，有的则出于锻炼。
单佐龙是其中一个。去年成立荡麦影业后，他就与导演毕赣一起来到上海，二人租住在一套两居室内，节省成本，也方便沟通。“在他的才华面前，我要做的是帮他处理电影繁琐的事情。”作为毕赣的制片人、合伙人，内容上他是毕赣的倾听者，也思考这如何实现这些想法。
闷头创作第二部长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剧本的一年里，毕赣是孤独的。到了深夜，他常常兴奋地与单佐龙分享灵感。这个过程里，单佐龙也常常睡不好觉，导演创作的同时，作为制片人的他要思考得更多。
二人2014年结缘于《路边野餐》，在另一位制片人李召玉的介绍下，时任出品方之一天画画天CEO的他加入剧组，承担海外发行和金马电影节的部分工作。
当时的他刚到北京一个多月，此前他拍过纪录片、在杭州做过影展，《路边野餐》第一次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偏向于制片人。
这次合作后，两个美学诉求极度相似的电影人确定了长期合作关系，单佐龙也在制片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王子剑是《路边野餐》的另一个制片人，在商业与艺术间找到了平衡的他发展不错，公司黑鳍文化刚刚搬进一个新地址不久，似乎意味着又有了一些新的开始。
“我现阶段对（商业）大项目不太感兴趣。做艺术电影是出于喜欢。”这位80后制片人对艺术电影的追求，从他持续发力的状态便一目了然。
除了《路边野餐》，尔冬升监制、王学博导演的《清水里的刀子》获2016年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奖、第16届马拉喀什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耿军导演的《轻松+愉快》在2017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剧情长片单元”中获得提名评委会奖；翟义祥的新作《马赛克少女》在剧本阶段获得金马创投百万首奖……
“尽可能的保证结果，在过程中让错误更低，效率更高，并能持续保持收益的增长。”让文艺片挣钱，这是他想要的。
“我很好奇，仅此而已。” 哪吒兄弟影业创始人、制片人杨城朋友圈的签名大抵是他真实的性格。入行至今，他一直对没有做过的事情保持好奇，追求自我更新，“像夏天想吃冰淇淋，这是一种本能的渴望。”
杨城对动画长片《好极了》内容颇为自信，这几乎符合他对一个好故事、好电影的所有判断。“它非常新；导演的风格鲜明且特别；看到故事的时候，对它有艺术和商业上的双重想象。”
“艺术片是商业片一个很好的试炼场。”1984年出生的制片人林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她的制片处女作《路过未来》刚刚入围戛纳“一种关注”单元，成为今年唯一一部入围戛纳的华语电影。
刚做完艺术片，但林晶并不把自己定义为艺术电影制片人，她下一步的方向是做好商业片。《布达佩斯大饭店》制片人Scott Rudin是她在制片领域的标杆，“他既做商业片又做文艺片，且做得好。其实国内最缺的是商业片制片人。好的商业片是很难驾驭的，也更考量视觉。”
原合一影业项目开发总监、工厂大门影业创始人黄旭峰同样选择艺术片+商业片共同开发。“做商业电影时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美学追求叫做现实主义类型片。以当下生活的真实质感出发，在此基础上再去做类型化的创造。”
坎坷融资路
2012年底，还在新人电影节工作的任江洲带母亲看了《失恋33天》，未出电影院，母亲讲了一个发生在老家河南平顶山的真实故事，即《心迷宫》故事的原型。
初次听到这故事，他感到兴奋。他迅速与青年导演忻钰坤通电话，两人当下便确定合作。之后，忻钰坤开始了一年的剧本创作，任江洲便开始找钱，也因此经历了最艰难的一次电影融资。
有了大纲资料后，任江洲与多个电影公司联系，但几乎都被拒绝。由于农村题材+新人组合，任江洲每天都要被拒绝几次。
2013年5月，任江洲拿到了第一笔资金100万，来自做地产周边生意的朋友，但由于对方资金周转困难，开机前收回了50多万。剩余的40万在支付了剧组主创人员的工资后所剩无几。原本答应为他兜底、开矿的亲戚也不见踪影。
“开机前只剩二三万，差点开不了。”催账要来的10万元解决了眼前的难题。
但很快就出现了资金断裂，任江洲和忻钰坤给剧组放了假，自己私下继续找钱。无奈之下，他走了最后一条路：借。“赚到钱按投资分成，赚不到算借的。”
联系几个企业家朋友遭到拒绝后，“走投无路”的任江洲在几位工薪阶层朋友的倾囊相助下，渡过了难关。
原本计划40天的拍摄周期，27天就拍摄完成；由于成本限制，这个原本发生在1990年代的故事，也更改了背景。不过最终的结果令人欣喜，最终《心迷宫》实现了口碑和商业的双盈利。
任江洲对最艰难时给予帮助的朋友感激又愧疚，他清楚靠朋友的融资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但他终究不是个商人，为了尽快还钱，他甚至牺牲了在国内把电影卖到更高价的机会。如今，虽有《心迷宫》的加持，但他依然面临融资和商业的压力。这也是现阶段不少艺术片制片人面临的共同难题。
随着产业扩容，资本近几年在电影圈进进出出，由于缺乏沟通桥梁，电影与资本的关系一直处在磨合期，专业的制片人可以更好地处理二者关系。
与任江洲不同，王子剑认为融资并非最令人犯愁的。他与任江洲是好哥们，一行人还包括黄旭峰、哪吒兄弟影业创始人杨城、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策展人高一天。
在王子剑看来，想在市场内找到钱并不难，但能找到的钱分很多种，想要良性发展，就需要与优质资本合作，每个梯队资本的占股比例也要严格控制：“主投一般在40%，第二梯队20%-30%，自己留20%-30%做分期溢价。”
有着丰富的从业经验，人脉深广的黄旭峰同样对资本结构和选择有把控。他告诉记者，一般自己分两个阶段找钱，大纲阶段和剧本阶段。第一出品方会选择有行业资源、对影片后期和宣发工作有帮助的资方；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也是资源优先。但除了第一出品方，影片的各项工作对其他投资方都是阶段性的汇报告知。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吴燕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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